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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档案:当博物学家遇到“袍哥”与土匪 

来源:中国民族报 | 李如东  2019年01月25日16:50

书名:《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华西的植物研究与人类学》

作者:李如东

出版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华西协合大学是20世纪初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的教会组织在成都华西坝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该大学1904年筹办,1910年正式开课,是原华西医科大学、今四川大学医学部的前身。民国时期,该校传教士兼教师在华西地区曾进行过较为广泛的博物研究。1922年,旨在调查研究华西边疆地区生物、人文情况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在华西协合大学成立,该会最初的成员多兼具传教士与博物学研究者等多重身份。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初期,会员曾承诺至少每3年要前往“部落地区”旅行一次,调查该区域内生命(包括人)的诸多面相。初期,他们的计划进展得还算顺利,但随着该地区无序状态的情况加剧以及“袍哥”(旧时西南各省的一种帮会成员,也指这种帮会组织)与匪盗的横行,前往部落地区的旅行与调查变得愈发困难和不确定。但传教士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探寻未知”的承诺,而是对学会的研究计划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包括汉人与非汉人在内的华西的生活、土地等各方面。截至1933 年,学会的很多成员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旅行家和探险者。

在华西旅行与采集标本时,除了少数对标本有着“高标准”的植物学家,大多数人都倾向于“组团”而行,华西传教士自然也不例外。

1922年,彭普乐在一次采集旅行中的遭遇较好地反映了华西博物旅行的具体情况。起初,两位中国朋友与他同行,但由于道路没有开通,只好重回起点。两位中国朋友“累翻了”,他们没有出现在彭普乐重新开始的旅行中——新队伍由彭普乐与一位厨师、两位搬运工及一位向导组成。相较于彭普乐的此次旅行,葛维汉1923年从峨眉山前往打箭炉采集标本的队伍稍显“气派”,这支标本采集队伍由葛维汉与4位中国助手和13位苦力组成。1925年,由于时局紧张,葛维汉到野外采集标本时感到,“在前往峨眉山旅行的途中,传教士很有必要在护卫队的保护之下结伴而行”。

另一位植物研究者L.Newton Hayes的遭遇也好不到哪去。1917年,他前往峨眉山旅行时就显得很谨慎。他最初计划于7月开始旅行,但由于当时四川地区匪盗与流兵随处可见,加之外国理事会禁止英美人出游,便在成都待了数周;直到“8月中旬,有消息称中国当局觉得盗匪已经在控制之下,外国人前往山区相对安全”之后,他才与人结伴前往峨眉山。

葛维汉在华西采集动物标本期间,也常常因土匪的威胁而提心吊胆。1924年8月27日,他听说一位英国领事在雅州(今四川雅安)被土匪抢劫的消息,而领事被抢劫的地方正是他们去年采集动植物标本时所经过的地方。葛维汉1925年的旅行团得到了250名士兵的护送,或许正是这群卫兵的威慑,出发后的第3天晚上,他们于途中遇到一群30多人且全副武装的盗匪,却并没有刁难他们。当他们到达一个中转站时,发现那里已经被敌军占领,护卫队不得不返回,他们只得在虚弱的地方军的保护下继续前行。幸运的是,在士兵的护卫之下,他们安然无恙地走完了从叙府到嘉定这段最危险的旅途。

彭普乐1922年的旅行也遭遇了土匪,但由于随行向导的机智以及他的镇定自若,他们免遭了抢劫。彭普乐的一段记述生动地呈现了当时的情景:

彭普乐走在队伍的后面,心里正为“前程后路”均有土匪的消息而苦恼不已。一条峡谷横亘在他们的路途中,要到达前面的村庄,他们必须要先下到谷底,然后再爬出峡谷。在走完一个直抵峡谷底部500英尺以下的陡峭悬崖的拐角之时,彭普乐看到他的4个随从被5个全副武装的人阻挡在前方,这5人中1个手握来复枪,其他4个手握刀剑。彭普乐见状,将摄影包夹在手臂下,匆匆往前一探究竟。他故作镇静地要求看看来复枪。持枪抢匪手握扳机,把枪举起给他看。等到随从们走到一定距离时,他才尽可能表现出镇定的样子朝他们走去,一边走还一边回头看抢匪跟上来没有……

彭普乐最终没能成功到达目的地,但他的旅行却并非一无所获。除大量民俗学资料与有价值的照片之外,这次旅行可能成为他探险经历中记忆最深的一次。

(本文摘自《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一书,有删节)

推荐理由:

这是一部关于人类学在中国早期发展历史的有趣之书。书中的“华西”人类学,发端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博物学研究,因此和同样需要野外工作的植物研究具有紧密的联系。这样的研究还原了中国人类学在区域内发展的面相:它既是近代的“舶来品”,又关照着中国本土的议题;它最初或许在某个庞大的学科框架(比如博物学)内“不专业地”与其他学科交错杂处,而后才越来越专业化,而且与这种专业化相伴的恰是学科的本土化历程。

——推荐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