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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高原上歌唱 ——关于诗集《惶惑与祈祷》

来源:文艺报 | 沙 马(彝族)  2019年02月12日09:43

南高原天空下的木栅栏,连接着一座又一座山寨,它恍若一种象征,又似乎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屏障。我的诗歌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展开,带着这片土地固有的气息。

万物有灵,是我的族群原始的生命认知,也蕴含着他们隐秘的宗教情感,千百年来未曾改变。可以这么说,这个民族的历史、哲学、宗教,以及创世史诗和古老民歌,构成了我诗歌写作的不竭源泉。对于我来说,诗歌创作是一次次对生命的深度追问,也是在世间对灵魂的自我救赎。

我们这个古老族群,诗歌的文化精神似乎一直流淌在血液里。千百年来,真正的诗人是那些游走在山野和人群中的祭司们。他们是世间连接神灵的精神使者,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在祭祀、消灾、招魂、祈福等各种仪式上的吟诵,其实就是美妙的诗篇。他们的脑子里始终浮现着神灵的旨意、人世的面影,他们说出的是部落的巫语,也是大地的言辞。在那种灵与灵的对话里,天空、飞鸟、树木、河流,所有在他们脑子里的东西,都飘浮着灵性的焰火。

我相信,神性、诗意是先验的,在语言之前就一直存在于我们族群的世界之中。我的诗歌创作,在于如何更有效地将其表达出来而已。

诗歌中要表达的,一定是不断抵达内心和灵魂的一种趋向。在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冲撞之中,观照生命秩序。此外,在社会转型期,诗歌也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担负着唤醒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记忆的责任。

所以,我想让自己的诗歌,在不媚俗的语境里,更多地呈现出诗歌固有的灵性的光。

在诗歌创作中,探索之路是崎岖的。在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之后的几年间,我曾深深困顿于如何突破自身束缚的困境。记得在与暨南大学的姚新勇教授交流时,我在信中写道:“我现在最痛苦的,就是创作上的重复,也许是我对地域的审视上的肤浅与生命热情的下降,也许是我审美理想的疲弱与文化上的短视。重复已经成为我的病源,克服它可能需要很长的过程。我像一匹回到祖先墓地的马,双眼渐渐死亡,只有耳朵听到旷野的风声而无法辨别方向。”

后来的岁月里,在不断阅读和思索中,我慢慢走出窘境,看到更远处的光。

写作的深度思考和探索,总是与文化的反思同步进行的。尝试着抛开短视或狭隘,关注更为丰硕的文化遗产、更为丰富的文化选择,关注多元文化的影响,内心更多地偏向于包容、赞赏与接纳。

在永不停息的时间长流中,文化的陈述自然会刺破不同文化体系的“乌托邦现象”。任何一个族群的文化都是在他种文化的影响下发展成熟的。一个诗人,目光应该是锐利的,心态应该是自由开放的。世界上每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华,都是我们可以汲取的养分。

个人审美趣味的偏向与排他性,可能会导致诗歌内核的狭隘与局促,只有开阔的视野、宽广的情怀与深入的开掘,才可能让民族诗歌更具有冲击力。

我始终相信,文化的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果实,可以与天空的云朵相媲美。

一个族群的情感世界内在遵行的逻辑,它既弥漫着人间烟火的意蕴,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我想努力抵达民族文化精神的某种高度,在地域性、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连接传统与现代,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彝人生存与精神世界隐秘的波动,相对准确地表达对人性的思索,对故土的爱恋,不断呈现最真切的生命感受,提升诗歌在灵魂探索方面的更高维度。

我相信,好的诗歌,无疑是美学主张与现代技巧的完美融合。期望自己的作品富有张力、丰盈,呈现出开阔的气象。

我想努力让所创作的这些诗歌既有彝族古老音乐的旋律感,又充满了现代意识。它们也许是挽歌的、激情的,也是沉郁的、厚重的。我力求诗歌内部闪烁着历史记忆与神话情结的双重光焰。

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诗歌的写作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的律动,借助母语的语义与汉语表达的转换,融会异质文化固有的多义指向,完成细碎微小的边缘感受,力求扩展语言自身的内部力量。

我所看到的,时常是边疆的风物,以及我的亲人们古铜色的脸庞和深邃的内心世界。

在南高原苍茫大地上,点点滴滴的感触,都是我生命意识最深处流淌的音符。

火,是我的族群自然崇拜的图腾,也是文化精神的符号。我希望我的诗歌写作,不是带着理性的锁链去写出关于火的精神分析与研究。我期待让直觉和语言深入到火焰的内部,一同隐秘地起伏燃烧。

我前期的诗歌写作,主要是“探寻民族文化精神”;在后来的创作中,则更多地偏向“反思民族文化精神”。

毋庸讳言,以民族为标签的写作,或许是一种冒险,极其容易陷入为山地歌唱为民族发声的书写追求,这种表达是灼热的,但其走向也可能是狭窄的。我期望我的诗歌里,既有文化的亮色又有生命的温度,既有大地的厚重又有人间烟火的情致。一个族群面对巨变时代的兴奋与惶惑,其文化心理在冲击波中的变异,以及边缘的疼痛感,一如石头上的刻痕,无法回避。

对于当下生活的介入与抒写,其难度是,很可能滑落在空洞赞歌的泥沼。再者,精神上的深入探究是漫长而危险的。而当下生活的喧嚣与迷乱,也不容易把握。再之,神性与日常生活长长的距离,似乎正在排斥过往的语境与虚妄的想象。

一个民族要不断前行,肯定要面对必然的丧失,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无法回避。诗人的创作必将紧紧跟随民族文化历史的脉动,历经冲突与阵痛之后,又会进入一片崭新的原野。

诗人的创作一直在进行时,但未必永远都有新鲜之感,但总有一种情愫推动着我写下去,并且热情依旧不减。这仿佛是一种宿命,抑或是一种悖论。

山川纵横,万物葱茏。我匍匐在南高原大地上,手捧朴素炽热的泥土,向天空致敬,向河流致敬,向蚂蚁致敬,向命运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