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坐在海滩上喝鸡尾酒而世界却在崩溃

来源:文艺报 | 王威廉 许莹玲  2019年05月17日08:37

关于中国文学

王威廉:你作为出生在悉尼的华裔,是一个地道的澳大利亚人,但是中国作为一种家族的历史记忆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作为作家,你了解中国文学吗?

许莹玲:我从小在家里的书架上翻阅过英文版的《三国演义》,后来又得到了吴承恩《西游记》的缩写本。除此之外,我很尴尬地说,我没有读过中国的经典著作,甚至没有读过你说的那位非常著名的作家——鲁迅。这在我的教育中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其中一个原因是,澳大利亚高中的课程主要集中在西方文化的学习上,事实上,我在那里接受了大部分的文学教育。我在大学学习了一年的英语文学,然后因为无聊而转向政治科学。

王威廉:你参加过不少国际性的文学活动,肯定认识一些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

许莹玲:就我读过的中国作家而言,我喜欢苏童的《河岸》。我在悉尼作家节上见到他,并谈到这个。我也钦佩盛可以、郝景芳和香港作家谢晓红的作品。我很高兴参加在阿德莱德举行的2017奥扎亚节上与郝景芳和谢晓红的讨论。我为新加坡出版的选集《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编辑了阿乙、谢晓红等人的英文版短篇小说,该书展示了东亚、东南亚和散居海外的作家的作品。这次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文学周又让我认识了不少作家,包括你,我今后会去阅读的。

王威廉:这些年来,中国一些作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大的关注度。其实中国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值得你去了解和阅读。

许莹玲:有一次我看到刘慈欣在悉尼大学接受采访。他受到了中国留学生摇滚明星式的接待。我从未在澳大利亚见过作家受到过这种接待。它让我大开眼界,让我觉得中国文学在西方还有着巨大的潜力。中国文学在像刘宇昆这样的翻译家的帮助下,在西方占据了更大的份额,但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的印象是,在澳大利亚书店有作品的现代中国作家,几乎都是那些获得了重大奖项并获得了西方批评家认可的作家。我想看到能有更多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到澳大利亚,我们才能对中国文学景观的多样性有更全面的认识。而且,我希望看到更多年轻作家的有先锋气质的作品,因为我阅读这些与我年龄相近的作家,是一种更直接的对话,一定会获益匪浅。

关于澳大利亚文学

王威廉:因为历史与语言的缘故,澳大利亚的文学肯定是接续了欧洲文学的大传统。对澳大利亚的文学,中国读者所知其实不算多。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人树》因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很早就被翻译成了中文,有一定的影响。我也非常欣赏他的那种史诗品格。

许莹玲:我感觉,传统上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澳大利亚文学界,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幽默和实验性的文学作品,以及科幻和推理小说。除了这些类型之外,作家们对国家问题也很感兴趣,包括我们原住民的种族灭绝、针对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政府对难民的不人道待遇、各种弱势群体的权利、气候变化、性侵犯和家庭暴力。在最近引起轰动的书籍中,克莱尔·G.科尔曼(Claire G.Coleman)的《泰拉·努利乌斯》(Terra Nulius)使用了推理小说来处理澳大利亚暴力的殖民史。亚历克西斯·赖特的《追踪》(Tracker)是一本关于富有魅力的土著政治家Tracker Tilmouth的传记,它对这位政治家几十年中的各种斡旋和交易有着深刻的见解。贝鲁兹·布香尼的回忆录《除山外无友》最近获得了澳大利亚最贵的文学奖,作者是一名来自库尔德-伊朗的寻求庇护者,被关押在马努斯岛。还有,由马克辛·本尼巴·克拉克编辑的《成长于澳大利亚的非洲》选集刚刚出版,其中包括非洲-澳大利亚人关于他们在澳大利亚成长经历的故事。

王威廉:原住民文学的视角一定特别重要,那代表了殖民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与此对应,移民构成了澳大利亚的另外一种历史进程。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复杂的移民人口,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观吧?

许莹玲:澳大利亚的文学传统上是由白人作家主导的,是一种现实主义传统,它基本上涵盖了怀旧、澳大利亚白人历史、风景、水域、功能失调的家庭和浪漫关系,等等。我们正在打破这种文学模式。实验性的幽默小说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包括Alexis Wright、Melissa Lucashenko、Bruce Pascoe、Tony Birch、Kim Scott、Tara June Winch、Ellen van Neerven和Claire G.Coleman在内的原住民作家获得了更多的认可。新一拨作家反映了澳大利亚文化的多样性。毕竟,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出生在海外,5.6%的澳大利亚人有中国血统。当时的一些作家是Tom Cho, Maxine Beneba Clarke, Omar Musa, Tiffany Tsao, Peter Polites, Elizabeth Tan, Mirandi Riwoe, Michael Mohammed Ahmad, Melanie Cheng, Jamie Marina Lau, 以及诗人Shastra Deo, Eunice Andrada和Omar Sakr。

王威廉:移民在为澳大利亚文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包括出生在南非的作家库切也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我读了你的小说,很有意思,其中一个场景描写了观音菩萨的形象,我觉得很亲切。你对用英语写中国小说感兴趣吗?比如说像美国的华裔作家哈金那样。

许莹玲:我的家人常向观音菩萨祈祷,因此菩萨出现在我的小说中。家里还有济公像。我是如此西化,以至于我的母亲称我为香蕉人,外黄里白。但是,宗教习俗成了我与中国文化最紧密的联系。我不排除用英语写有很强中国倾向的小说——尽管我不会称它们为“中国小说”,因为它们仍然是西方风格的。澳大利亚作家周的中国之行填补了我在认识上的许多空白。我觉得在我祖先的国家里有更多的地方值得我去探询。哈金的小说我正在读,还没读完。

王威廉:我大略听你说过,你的复杂的家族史足以让读者震惊。

许莹玲:没错,今年早些时候,我的一个叔叔告诉我,我母亲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我可能会回到中国来研究我叔叔的故事。二战前,他在英属马来亚被捕。他一直在筹集资金帮助中国抗击前来侵略的日本人。英国政府认为他和其他中国人正在破坏国家稳定,于是把他们围捕起来,关在马六甲的船上送回中国。在中国,我的祖父加入了共产党,但最终在重庆死于日本人之手。他是个无名的殉道者:没人知道他为国家做了什么。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我已经把它写进了我的一个新的短篇小说里,关于这个话题可能还有很多话要说。如果我真的回到中国做一些研究,我首先要好好学普通话。我的中文不好,都没法在中国买一张SIM卡,更不用说研究一本书了!

王威廉:看来你和当代中国的关系比你想象得更加紧密,希望你能早点写出这方面的大作。因为,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也远远超出一个中国人的想象力。

个人写作及其想象力与精神背景

王威廉:你最近写的是什么内容,在朝什么方向努力,你为什么而写,你最为关切的是什么?

许莹玲:我最近一直在写伪造的非虚构小说,我们有个实验验文学团体,叫袋鼠乌力波,这是所谓的“后真理”实验的一部分。我们的主要项目是在澳大利亚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一系列伪造的非虚构文章。我们把自己当作正在进行的故事中的人物。

王威廉:听起来很有趣,中国也有过“非虚构小说”的概念,但实践者并不多,因为非虚构与小说的虚构是矛盾的。当然,你们的非虚构是虚构的,而我们的非虚构是真实的。

许莹玲:我最近这方面的文章是《C代表蟑螂(Cockroach)》,翻译后发表在中国的《单读》杂志上。其中我变成了一个白人中产阶级的女人,去广州学蟑螂的生活。它充满了谎言,书目大多是编出来的。这篇文章模仿了西方传统自然写作的传统,比如讽刺等等,西方对其他文化的写作听起来很像对待动物。这与澳大利亚文学界关于白人作家是否应该讲述少数族裔故事的激烈辩论有关,因为这通常做得很糟。“伪造的非虚构”是我未来还可能继续写下去的一系列作品。我还为一部名为《排骨厨师》的歌剧写剧本,讲述一场真人秀电视烹饪比赛,被淘汰的选手以适合他们烹饪专业的方式死去。例如,自称“汤皇后”的人没有做成汤皇后,而是被迫走进一个巨大的烤箱。

王威廉:黑色幽默,又充满了悲凉,这就是我读你小说的感觉。我生活在广州,在你的小说中广州是一个极为荒蛮的地方,我以为这出自你的想象。但你告诉我,你之前来过一次广州,你这样写是虚构的,也不是与现实要对应。也许是广州的蟑螂太多吓到你了,我至今仍生活在对蟑螂的恐惧中。无论如何,你的写作不拘泥于现实,很有想象力。你是如何理解写作的想象力的?

许莹玲:我一直有着疯狂的想象力,这就是为什么小说这种形式适合我。它给了我绝对的自由。我钦佩我阅读过的全部作家的文学想象。我一开始写短篇小说,复制了童话故事中的噩梦逻辑,并由此演绎出了黑暗、有趣的成人睡前故事,这些故事就像我小时候读过的罗尔德·达尔故事那样邪恶。我很快意识到,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会进入我大脑的另一部分,甚至我怀疑我有第二个大脑:当我做梦的时候,我会用到它。

王威廉:“第二大脑”一定专管想象力。

许莹玲: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的想象力愈发趋于黑暗。我在2015年的奥克兰作家节上听了村上春树的演讲。他说,当他要写小说,他会每天早上4点醒来,端着咖啡坐在书桌旁,然后进入内心的黑暗。用他的话来说:“每个人都有地下室。”我写得越多,我就越觉得这也是我的思想所在。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不断地尝试着写下这个时代的荒谬。我对现代帝国和新自由主义社会很感兴趣,也写过关于厌女和种族主义的文章,这些都与这些想法有关。

王威廉:好的写作往往平衡了小的个人经验与大的精神思想。有些作家特别喜欢写他们周围的琐事,并且止步于此。但你的写作明显不同,你有琐事,但似乎走向了荒谬,也就是走向了某种精神的探询。你是如何将个人的经验和宏大的思想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的?

许莹玲:我不能逃避我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本科教育,这是我写作的基础。例如,我上过一门课,我们学习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中对权力的分析。这种方法在我写作后一直困扰着我。我喜欢研究决定和限制个人生活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尤其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如何渗透西方社会感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从抽象的想法开始,思考如何将其过滤到个人经验。所以,我的目标是探索人类的整体性,尽管我经常希望自己没有那么雄心勃勃,因为它很容易失败。

王威廉:文学之外的学科视野给写作源源不断的动力。其实,我们所处互联网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文学以外的信息。但网络的信息有些泛滥,甚至是强加于我们的眼睛。在你看来,网络信息的泛滥会影响写作吗?信息和知识是一回事吗?你认为一个作家如何才能将信息和知识转化为写作的营养?

许莹玲:信息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你需要对它进行分类,把它转化为理解。你是一个作家,你可以在页面上简洁地传达这种理解。作为一个在各种地方都能找到灵感和细节的作家,我用互联网作为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观察世界变化的模式,而不必离开家。这对像我这样反社会又懒惰的人士来说是一种福气。当世界新闻和文学政治在网上上演的时候,我常常惊讶于我在情感上是如此投入。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度过的,身体上远离这一切。

王威廉:互联网既能观看危险又确保安全。问你个有趣而伤感的问题。有个写作软件署名小冰,她写的诗歌震惊了中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许多人看来,计算机程序已经打败了人类最顶尖的围棋玩家,现在它又开始写诗了,它将在文学创作中取代人类。但许多人认为,写作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和伦理问题,机器人不能真正代替人类写作。你怎么看?

许莹玲:谁知道未来会怎样?机器人可能会写一些有逻辑意义的公式化小说,但即使有意识的人类也很难创作出强有力的而且创新的小说。写小说是很难的。如果机器人真的能有意识,能够想象出人类的丰富情感,以及有缺陷的生存困难,那么机器人可能会取代人类。他们的小说甚至可能比我们自己的更悲伤,更愤怒,因为毫无疑问,他们会时时想着自己是被人类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不认为人类的文学会因为机器人而消亡。我还不相信我们有能力创造出像人类思维那样复杂的东西。然而,如果机器人能够取代小说家,我会雇一个机器人来承担我存在的抑郁以及写作的重负,这样我就可以坐在海滩上喝鸡尾酒,而世界却在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