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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上的《字课图说》主编刘树屏

来源:文汇报 | 胡志金  2019年05月17日07:54

刘树屏一生和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他被称为“常州倡导新学第一人”。和蔡元培等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他没有留恋翰林院的优裕待遇与锦绣前程,而是将忧虑的目光投向了内忧深重、外患频仍的国家,毅然南下兴办教育,试图用教育科技的力量来挽救这个垂危的民族。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以下简称《字课图说》)是一部跨越百年、嘉惠后学的识字教材。该书自1901年夏面世之后,屡次印行,风靡海内,成为清末民初首推的启蒙读物。时至今日,仍有十几家出版社修订、重印,备受热捧,堪称中国教科书出版史上的奇迹。此书成于众手。编纂过程中有一人居功至伟,他就是光绪年间进士、翰林院检讨——刘树屏。

刘树屏(1857—1917),字葆良,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出身小商人家庭,祖父刘养浩为秀才,教书乡里,著有《淡菴遗训》《蓼花村题壁》,父亲刘凤书为商人,经营埠际贸易。刘树屏幼年即有文名,初考县试时获第一名,与从兄刘可毅、弟刘欢并称常州“三刘”。刘树屏家境清寒,曾在乡里设帐授徒,聊以自给,生徒甚众。1885年被江苏提学使黄体芳赏识,拔为贡生,选送京城国子监就读,1890年中进士,后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刘树屏与蔡元培是贡士同年、翰林院同事。在翰林院供职期间,为博览西书,吸取新知,蔡元培与刘树屏、唐文治、王书衡等人在北京羊越胡同江宁试馆组成了一个日语学习班,聘请绍兴人陶大均及日人野口茂温教授日语,这个日语学习班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为引领中国教育革新的风云人物。刘树屏有弟兄六人,皆为常州杰出之士。大弟刘欢,光绪年间恩科举人,以誊录议叙知县,形貌魁伟,学问杰出;四弟刘树森,为近代沪上知名商贾,曾与盛宣怀合资兴办三星香烟公司,经营多家棉纺厂和造纸厂;五弟刘厚生,民国初年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后随张謇办大生纱厂,深得张謇爱重;从兄刘可毅,光绪年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博学强记,工于诗文。

刘树屏一生和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他被称为“常州倡导新学第一人”。和蔡元培等许多有识之士一样,他没有留恋翰林院的优裕待遇与锦绣前程,而是将忧虑的目光投向了内忧深重、外患频仍的国家,毅然南下兴办教育,试图用教育科技的力量来挽救这个垂危的民族。他积极奔走于苏沪皖三地,办学经历几乎涵盖了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等所有门类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之先驱。甲午战争后,“鉴于排偶声韵之文,学非所用,慨然有改革之思”(张维骧编:《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九》,常州旅沪同乡会1944年版)。他从京城回到常州,矢志改革旧学,于1896年与地方士绅恽祖祁、刘保良等,将局前街龙城书院(今常州局前街小学)改为常州致用精舍。聘请近代数学家华衡芳任山长,开设算学、舆地、时务、策论等有益社会、经世致用的课程。成立修学社,翻译编辑各种科技方面书籍,并购置上海制造局格致书院广学会翻译出版的《梅氏丛书》《续几何原本》《数学精蕴》等书用于教学。该校因而成为常州地区最早推行新式教育的学校,吸吮了一批有志青年来校就读,如后来成为教育家的蒋维乔、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汤爱理、奉天省教育厅长谢荫昌等,就是第一批来此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1902年,刘树屏与恽祖祁等又改组常州致用精舍为武阳公立两等小学堂,教授新学,该校为常州最早的新式公立小学。

1900底,实业家叶澄衷在沪上捐资兴建的澄衷蒙学堂(今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前身)即将竣工,常州人赵凤昌受校董樊时勋之托,推荐同乡好友刘树屏任总理(校长)。1901年正月,热衷教育的刘树屏欣然就任。然而,新式学堂之设,此前朝堂未下诏令明示,尚无先例可循。他面前一张白纸,亟待他画出新教育的蓝图。这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与识见。刘树屏旋即与校董们马不停蹄地谋划开学的各项工作,他在为校董樊时勋祝寿一文中回忆道:“予间关至沪,叶氏介樊君推为蒙学校长,时筑学未竟,尝与樊君商量校室之部位,书籍之庋置,教育之方法,学业之程限。或日一见焉,或日数见焉。”(刘树屏:《樊公君芳六十寿序》,《蛟川樊氏宗谱·卷四》,1911年石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刘树屏创造性地订立了《澄衷蒙学堂章程》,确立了澄衷蒙学堂的学制、课程、规章、制度,明确了教习、堂董、监起居、学生等不同人员的职责、要求,强调教习训蒙 “以开发性灵为第一义”,“即或秉质不齐,亦宜循循善诱,不必过事束缚,以窒性灵”,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解教材紧缺的燃眉之急,刘树屏专门设置“编纂室”和“澄衷印书局”,组织教员编印新式教材。《字课图说》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刘树屏利用其地缘人脉资源,广纳贤师,组织了一支精干强大的编纂队伍,既有如蔡元培、章梫之类博古通今的“宿学通儒”,又有沈颐、严保诚、夏清贻、姚明辉等脱颖而出的年轻新秀。由总教章梫总揽《字课图说》的编纂事务,蔡元培负责此书的主审定稿,武进书法家唐驼缮写课本,吴县吴子城专事绘图。刘树屏则亲自主持策划,确定编写体例,撰写凡例。在《凡例》中,刘树屏阐明了本书的编写宗旨、选字原则、词类划分、编排体式、教学方法,强调“是书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故词尚浅近,一切深文奥义不及焉”,对于难字难义,“不特艰于讲解,且恐阻窒其性灵也”。在编写过程中,刘树屏要求教员结合儿童心理特点,舍弃深奥艰涩的传统蒙学内容,借鉴西方教科书生动活泼的形式,力图做到通俗易懂,兼容并蓄。《字课图说》共选择3291字,为当时“世俗所通行及尺牍所习见者”,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帮助儿童识字,又汲取了近代科技文明成果,为儿童普及科技知识。可以说,《字课图说》自始至终就是在刘树屏的组织策划和思想主导下编纂而成的。此后,由澄衷蒙学堂自己编印的《小学本国史教科书》、《最新几何画法教本》、《澄衷学堂格致读本》、《溥通国文读本》(六卷)、《新编外国地理》(四册)等校本教材相继问世,影响甚巨。《清史稿》对此亦有记述——澄衷蒙学堂“制《字课图说》、修身、舆地诸书,诸校用之,以为善本”。刘树屏亲自撰写了《澄衷蒙学堂落成记》,详述学堂兴建的缘起与规模,阐明为师之责及为师之道,鼓励学童“相与淬厉奋发,以无负乎君之所期”。此文由清末状元张謇书写,铭刻成碑,现竖于澄衷高级中学碑廊内。澄衷蒙学堂是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班级授课制学校,作为首任校长,刘树屏和同仁一道,开时代风气之先,建立了较完善的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开设了门类齐全、中西兼容的学科课程,将西式教育的理念融入了学校的教学管理之中,奠定了澄衷百年名校的基业,亦为日后清政府“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提供了最佳样本,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影响,不可等闲视之。

1902年12月,刘树屏应督办盛宣怀之邀,出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总理(校长)。刘树屏与盛宣怀系同乡好友,交往甚密,刘树屏此番赴任,颇有些“救火”意味。在此之前,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为抗议总理汪凤藻强行开除学生的专制行为,二百余名学生愤然集体退学。刘树屏到任之初,根据盛宣怀的指示,颁布了《整顿学堂条陈十则》,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整顿教学秩序。依据其多年积累的办学经验,改革学校管理体制,增设提调,专管教务和行政工作;改监院为斋务长,下设监学官、检査官。斋务长主要职责为考察学生品行,管理学生宿舍,并稽核监学官、检査官的工作。

经过几番苦心孤诣的整治,学校各项工作趋于稳定,刘树屏也因此深得盛宣怀的器重。1903年春,刘树屏卸任南洋公学总理,以候补道员身份,赴安徽代理徽宁池广太兵备道兼芜湖关监督。此后,他与南洋公学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应盛宣怀之托,于1904年9月东渡日本考察商务学堂,以为南洋公学开办商务学堂提供有益借鉴。刘树屏走访、调查了日本东京、京都、神户、横滨、大阪、长崎等城市的商业学校,历时两月有余。刘树屏在致盛宣怀的信中记述了日本之行的观感:“自马关沿内海至神户,又自神户坐汽车至东京,风景之佳,固令人应接不暇,而树屏所心折者,尤在农政。观其田禾之茂美,林木之郁葱,几于地无遗利,人无遗力,此邦之盛亦有由也”。(王尔敏,吴伦霓霞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第1013页)回国后,刘树屏向盛宣怀书面汇报了日本商业学校的办学情况,并提出了关于设立商务学堂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建议开办商务学堂“其规模不能过隘,然值商务幼稚时代,其程度又不能遽高,必兼中等高等而有之方为合格”,应当分层设学,循序渐进。同时在商务学堂外,应添设商学教员讲习所,以备商务教习之选。认为“理化一科于商务大有影响”,课程开设除商业类课程外,宜增设理化速成一科(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刘树屏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44486—1)。后来南洋商务学堂在学制安排、课程设置等方面,吸纳了刘树屏的一些建议。1904年南洋公学更名为“高等商务学堂”。

在安徽任职期间,刘树屏仍热衷地方教育事业,倾心于兴建校舍,创办学堂。上任几月,即大刀阔斧地整肃吏治,革除陋规积弊,没收官员舞弊之款以筹建学校。1903年3月,刘树屏将安徽芜湖中江书院改名为“皖南中学堂”,并附设小学堂。随即在芜湖赭山之麓兴工创建校舍,聘用当地开明士绅主持校务。中江书院在芜湖东内街办学长达133年,为读书诵经、讲课授徒、藏书研修之所,学习内容多囿于儒家经典义理。刘树屏将书院改制为学堂,增加了物理、化学、地理等西学科目,开芜湖近代官办中小学新式教育之先河,至今为皖南人士所称道。至1903年底,皖南中学堂搬出东内街,迁至赭山,以后八易其名,逐步发展成为今日的芜湖市第一中学。刘树屏对安徽近代高等教育亦有建树,1903年,刘树屏担任安徽大学堂(今安徽大学前身)总办(校长)。安徽大学堂位于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是安徽省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堂,刘树屏以候补道身份担当此任,足见安徽官府之重视!但当地官僚士绅各怀心事,学堂管理颇受掣肘。刘葆良倚重地方力量,协调各种关系,聘请著名经学大师姚永概担任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强化教学管理,安徽大学堂逐步走向正轨。学堂开设的课程有英文、国文、东文(日文)、伦理、舆地、中外政治、中外历史以及经学大义、群经源流等,“一切规制,略仿沪上诸学堂”(《安徽省城大学堂》,《苏报》1903年5月26日)。但受1903年5月中国留日学生发起拒俄运动的影响,安徽大学堂风波迭起。众多学生参与陈独秀、潘赞化等在安庆藏书楼组织的演说会,引起安徽官府关注。后有学生向校方提出停课专习体操、废自修日记、上书中丞等三项要求,总教习姚永概严词拒绝,引起近十名学生退学抗议。1904年二月下旬,安徽官府为加强文化钳制,撤去学堂提调,添设副办二员,一官一绅,情势由此骤变。五月二十四日,刘树屏因受地方势力“多所要挟”而提出辞职,乘舟回上海(沈寂:《〈慎宜轩日记〉前言》,载于《慎宜轩日记》,黄山书社,2010年出版)。姚永概率学堂同仁为之送行,并赋诗二首,“人才新旧将谁恃?国病膏肓敢望痊”(《送刘葆良观察之上海兼问夏穗卿》其一),抒发了国势垂危、雄图难展的感慨。姚永概在当天的日记中言:“葆翁(即刘树屏)赴上海,谢学堂总办矣,偕堂中诸人送之上江裕船,日落乃归。”(沈寂:《〈慎宜轩日记〉前言》)

刘树屏虽然多年做官在外,仍牵挂着家乡的教育事业,关心家乡的贫寒子弟。为了振兴家乡教育,培育有用之才,1904年,刘树屏与盛宣怀合资创办了常州正则高等小学堂。刘树屏具体负责学校筹备事宜,对正则学堂的师资聘任、办学规模、课程设置、章程制定等作了全方位的规划与指导。他起草、颁布了《常州正则高等小学堂章程》,申明学校“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智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特设不收修金学额二十名,以惠贫寒子弟无力读书者”。聘请常州人沈颐为总教习,主持学堂开办及教学事宜。其余教员公开招考,录用后送至南洋公学、澄衷学堂习师范教法一月,方准上堂授课。学堂分东西两堂,东堂在周线巷盛氏老宅内,西堂租用西下塘民房,常年经费2400元,盛宣怀、刘树屏各出资一半。学堂内分初等、高等两斋,每斋招收学生40名,初等学制三年,高等四年(《常州盛氏刘氏公立正则小学堂招考详细章程》,1905年1月1日《警钟日报》)。开学前,刘树屏高兴地致函盛宣怀,称“连日得常州正则学堂沈总教来函,知学生已收满,八十人数呈敷四斋,此皆宫保(盛宣怀官名)大名见重乡邦之故,曷胜钦慰!”(《刘树屏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26810)正则学堂的顺利开办,让乡亲喜笑颜开,感恩于怀。1905年12月5日,盛宣怀致函刘树屏,称赞“梓乡学务得公热心教育,毅然提挈纲领,阖郡之幸”(《刘树屏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57738)。

1909年1月,经盛宣怀保荐,刘树屏任津浦铁路南段帮办,随后升为总办(陈华新主编的《百年树人——上海交通大学历任校长传略》提及刘树屏任此职的时间为离开南洋公学不久,即1903年,多数研究资料均同此说。笔者认为此说有误,有史料记载,津浦铁路南段总局始设于1909年,不可能在1903年就设此官职。另据1909年1月10日《申报》报道:“津浦铁路南段工程业经督办吕尚书会同江督举行开工礼,又以事关紧要,非多派熟悉路工之员难资襄助,特于日前添委候补道刘树屏为该路南段帮办。”再者,1909年12月29日《申报》登载的《葆良启事》落款为“津浦南局总办刘树屏”,笔者故依此说。——笔者注),在此任上,著有《述铁路建筑时之弊》,经其四处斡旋,促成了蚌埠淮河铁路大桥的兴建。辛亥革命后,刘树屏隐退不仕,一度避居沪上,以遗老自居,过着诗酒唱和、诵经读书的闲逸生活。他多次参加逊清遗老郑孝胥等人在上海发起的读经会,读经会始于1912年7月,历时一年,约每周一次,所读经书有 《孟子》《礼记》等。刘树屏是读经会的重要成员,有时还携孙子同往。刘树屏还常与同道之人寄情山水,闲游四方,据1914年10月23日《申报》报道:刘树屏与农商总长张謇暨汤寿潜、黄旸笙诸君于西湖灵隐寺盛开宴会,“座中不谈国事,俱以赋诗为乐,至宴毕,一叶扁舟游览公园放鹤亭,并谒徐秋诸烈墓”。刘树屏晚年居于京城,参与了《清史稿》的编撰,任清史馆协修、《邦交志》分纂,著有《陈述“邦交志”意见书》(收入《清史述闻》13卷)、《外交纲要节本》(1915年8月北京京华印书局铅印本)等。刘树屏酷好诗钟,擅于楹对。早在1901年,他就和江阴人金武祥在常州共建鲸华社,专作诗钟,“诗钟之为物,似诗似联,于文字中别为一体”(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主要供文人“觞政诗酒之会”。他创作的楹联,为人称道,流传甚广,多见于沪杭等地景区、学校、馆舍,著名的如:

渐不为人识,时还读我书。

——题愚园新厅书房

愚园建于1890年,位于上海静安寺东北约半里,据史料记载,愚园由四明巨商张氏所建,为沪上三大名园之一,后屡次易主,最后由刘树屏弟刘树森以11万元购下,为其母董太夫人颐养之所。此为集联,上联出自苏轼的《答李端叔书》“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下联出自晋陶渊明《读山海经》“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刘树屏以此联题愚园新厅书房,流露其超然物外、专于读书的心境。

昔以孤幼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须炳烛;

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髻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

——题上海澄衷蒙学堂

这是刘树屏根据澄衷学堂创办人叶澄衷生前旨意代拟的一副对联。上联介绍校主身世。叶公自幼孤苦,漂泊申江(“春申江”简称,“黄浦江”别称),髻年失学,老大无成,深感失学之伤痛,求知之重要。下联申明办学主旨。勉励少年学子珍惜光阴,矢志不渝,发奋好学,努力成才。全联以第一人称现身说法,情动于衷,循循善诱,发人深省。此联悬挂于学堂大礼堂两侧,彰显了叶公办学的卓越智慧与良苦用心,寄托了叶公对澄衷学子的殷殷期盼。

刘树屏1917年病卒于北京,他的同乡好友、著名清史学家孟森为他撰写了一幅挚诚恸人的挽联:

大隐市朝臣,日共清谈,自谓谶言几相见;

故人生死别,春深病榻,岂知后约已无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