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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远而近的校车

来源:解放日报 | 读史老张  2019年05月19日10:13

1958年9月,一位台湾的复旦校友乘船外出,突遭轮船失事,他抓住一个救生圈,在海上漂流了近30小时。那天正好是中秋之夜,在茫茫大海中,仰望一轮明月,他忽然想到了母校,想到了校训,也想到了校园里的燕园、登辉堂、寒冰馆、子彬院和仙舟馆,还想到了让他魂牵梦萦的校车:“我们的校车,是全上海各大学中最漂亮的,那是蓝底黑顶,而漆有黄色魏碑体‘国立复旦大学’六个大字的舒畅大客车……”(严重则《团结服务 牺牲》)

每次站在复旦校门口,目送着一辆辆簇新的校车驶过,我就会想起那位台湾校友的描述——过去的“蓝底黑顶”校车,究竟长什么样呢?那天,我到复旦档案馆,查到一张1947年校车的老照片——那凸起的车头、圆鼓鼓的前灯,竟与当今街头流行的“大鼻子”校车酷似!虽然照片有点模糊,但车身上“国立复旦大学”六个字依稀可辨……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从前。

复旦1922年在江湾立校时,并无校车。那时,从李登辉校长到普通校工上班,都要搭乘淞沪铁路列车——从天通庵车站出发,到江湾镇下车,再步行一二十分钟,或坐黄包车抵达复旦后门(北门),“仆仆于途”,非常辛苦。1932年秋,2辆校车“在万目睽望中翩然来校”,停在子彬院前。师生们奔走相告,“从此翔殷路上(指今邯郸路——引者注)将常有母校校车驰骋出入矣”(1932年《复旦同学会会刊》第2卷第2期)。1946年夏,复旦从重庆复员返沪后,校车实行承包经营,逐步增至9辆,分别新辟外滩和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等线,直达市中心区。新中国成立后,校车退出承包,减为2辆。1958年初,学校增购校车计划受到批评和指责,至60年代,校车终于停驶。

那些年,在全市高校中,复旦校车独领风骚。据说,每次“蓝底黑顶”的校车经过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上海法学院,该校学生就会引颈赞叹。1946年8月,上海法学院购入一辆六轮卡车,装上竹篷,权充校车,有人在《新民报》上评论道:“自此以后,同学不必羡慕每天从校门前经过之复旦校车矣。”同年9月,光华大学在欧阳路复校,也开始购置校车。也许是光华与复旦身世相同(复旦早年与震旦公学分立,光华则脱离于圣约翰大学),也许是两校校名同出一辙(出自《尚书·虞夏传》),新购的光华校车,颜色竟向复旦看齐——深蓝色,车身漆着黄色的“光华大学”四字,校车线路也与复旦部分重叠。当光华与复旦校车同时驶过北四川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就在街头流动起来。

校车承载着历史,留下过名教授的侧影。复旦自渝返沪后,大部分教授定居在学校对面的“复旦村庄”(教师宿舍),主要依靠校车出行。住在庐山村(今第一宿舍)的中文系教授靳以先生,社会活动多,常搭校车前往市区。当年还是青年教师的陈左高先生记得,1946年的一天,他与靳以同乘校车攀谈,“不知怎样,话题转入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靳以说:“许先生始终师事鲁迅,鲁迅晚年多亏她照料啊!”此后,陈左高坐校车去市区,经常看到靳以在中途下车,“那是去探望许广平的”(陈左高《章靳以二三事》)。1948年7月,昆仑影业公司在沪光大戏院试映新片《万家灯火》,同时举行影评会,靳以与曹禺、冯雪峰、胡风、阳翰笙、于伶、沈浮、赵清阁等文化界人士应邀出席。据报道,靳以“清晨八时即乘校车从江湾赶到‘沪光’”,“席散已‘万家灯火’矣”(《新民报》晚刊1948年7月10日)。

新闻系教授萧乾先生住在徐汇村(今第二宿舍),他也经常乘校车外出。有一次,他带朋友的孩子乘校车闲逛,直至很晚回家。萧乾的朋友们则常搭校车来访。1946年11月3日,叶圣陶先生“乘复旦校车至复旦”,据他在日记里记载,当天,“至萧乾寓所,系日本式小洋房,紧凑而舒适。观其所藏英木刻家集子,工细之极,刀法圆熟,大为赏叹”。

1946年秋,史地系教授顾颉刚先生辗转抵沪。为了给学生补上因复员返沪落下的课,住在虹口的他曾多次到复旦接洽,也几次搭乘校车。《顾颉刚日记》这样记录:9月20日,“到外滩爱多亚路(指今延安东路外滩——引者注),吃点。上复旦校车,八时十分开,九时到……访章校长”。后来,因事务缠身,顾颉刚在突击完成“史学名著选读”和“商周史”的补课任务后,向章益校长请辞教职。1947年1月15日,他到校拜会史地系主任周谷城、文学院长伍蠡甫先生及章益校长,办妥了离职手续,“乘校车回”。

上世纪50年代,中文系教授朱东润先生也常乘校车,一次,他在校车上听到两位数学系老师的对话——助教问:“某某先生的女儿考试老是不及格,怎么办?”教授答:“像她这样的糊涂脑袋只配读中文系,本来不应当到数学系来。”朱东润闻言,颇不以为然,“这是什么话!那时我坐在车中不便说什么”,事后感叹,那位教授“数学很好,但是并不保证他的脑袋不糊涂”(《朱东润自传》)。校车无言,名教授的率真却溢于言表。

1980年,复旦校车迎来高光时刻。在苏步青校长支持下,校车恢复接送路远的教师上下班。学校特地购置一辆“巨龙”车(类似当时的公交车),往返于复旦至徐家汇之间。时任副校长的谢希德先生家住建国西路,几乎天天搭乘校车。学校给她配有小汽车,她很少乘坐。1983年初,谢希德担任校长,工作更忙了,但她依然坚持乘校车,风雨无阻。同年5月2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一张照片《上班》,拍摄者是新闻系教授舒宗侨先生,照片说明写道:“复旦大学新任校长、中共中央委员、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博士,每天和复旦教工同乘校车上班。八时上班,七时她就和同事在校车上谈论工作了。”那时,我刚毕业留校,偶尔也搭乘“巨龙”车,有幸亲历谢希德乘车的场景:她腿脚不方便,总是坐在靠前门的座位上;每次上下车,她都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车厢里,教师们谈笑风生,她笑眯眯地倾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余生也晚。台湾校友心心念念的“蓝底黑顶”校车,我无缘乘坐。读到那张1947年校车的老照片后,我就想起那辆80年代的“巨龙”车,可是,无论我怎样努力开启记忆闸门,也记不清“巨龙”车的更多细节了……原来,在我的校车回忆里,唯有谢希德校长的形象最清晰,持久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