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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和《百合花》:女性文学的前奏

来源:小说选刊(微信公众号) | 王干  2019年05月23日06:27

宗璞的《红豆》发表于1957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茹志鹃的《百合花》发表于1958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前后相差不过一年的时间,但两篇小说的命运迥异。《百合花》一经发表,就受到茅盾先生的称赞,“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千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而《红豆》问世不久,便遭受批判,一直到1979年,“重放的鲜花”再现人间,宗璞的《红豆》才得到文学史的认可。

无疑,这两篇小说已经是共和国的文学经典。几十年之后,我们重新来读这两篇小说,发现两篇小说带着新中国建立的余温,这个余温就是战火和革命。两篇小说写得都是战火背景下女性的爱和女性的选择。《百合花》直接以淮海战役作为背景,写战士的牺牲和群众的爱戴。小说刻画了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说话脸红的通讯员,一个是刚过门三天的漂亮小媳妇,事情因借被子而起,结束也落在百合花被子上。以至于作家结尾忍不住要点题:“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百合花》的主旨显然是要歌颂纯洁的感情和博大的爱,但今天读到却与牺牲相关。十九岁的年轻通讯员在淮海战役牺牲了,而且是在中秋节那一天,为掩护战友牺牲,成为了烈士。无数烈士倒下了,新中国站起来了。《红豆》则写了另一种牺牲,为了革命,牺牲了爱情。有趣的是,小说的故事也发生在1948年,这个中国革命的关键点上。青年大学生江玫坠入爱河,但革命的风暴让恋爱变得脆弱起来,江玫爱上的是一个不怎么“革命”的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齐虹,“他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这张脸在今天女性的视角里,仍然会是一种优雅男的形象。江玫本来也喜欢这样的男生,但在同屋女生进步青年萧素的影响下,江玫对齐虹的优雅和绅士气有些不满足。在她母亲生病之后,萧素等革命青年无私的献血救助,让江玫更坚定了不出国的信念。最后,齐虹出国了,江玫留在了国内,两人的爱情因此戛然而止,革命战胜了爱情。小说的开头写到十字架里藏着的两个红豆勾起了江玫对往事的回忆,江玫为了革命、为了留在祖国,割断了情丝。而她的女同学萧素则可能牺牲了生命,小说写她的失踪,指向另一种牺牲。

茹志鹃和宗璞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女作家,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她们的艺术个性在这两篇小说里得到了充分展示。宗璞在文坛素以书卷气著称,她的小说带着强烈的知识分子叙事的特征,大量使用书面语言,描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内心。《红豆》写的是爱情,回忆本身也带着些许的伤感,而茹志鹃作为新四军战士,她的叙事带着当家人的口气,叙述是一种在场的叙述。在《红豆》里面,江玫对于革命和共产党人,是用旁观者的眼光和口气来叙述的。而《百合花》里的“我”既是叙事人也是当事人,完全是主人在场的叙述形态。这两种叙述形态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最通用的小说叙述模式,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乃至李国文、刘绍棠、从维熙等都是这种在场的口吻进行叙事,而宗璞、汪曾祺、高晓声、陆文夫等则是旁观者的非主人的叙述形态。这也是由各自身份确定的。

这两篇小说还显露出女性主义叙事的萌芽。新中国成立初期作家队伍里,女作家凤毛麟角,女性文学自然难成气候。宗璞和茹志鹃率先以细腻的笔触及清晰的女性视角进行写作,带着鲜明的女性叙事特色,成为新中国女性文学的先声。《百合花》用“我”进行叙述,“我”本来就是女性,这个有限的视角自然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红豆》则是以江玫的视角回忆,也是潜在的第一人称视角,展现的是江玫的心理和视域。更有意思的是,两篇小说都写了一个“勇晴雯”式的女性:《红豆》里萧素作为年轻女性共产党员的形象是那么真切,带着新中国女性的热烈、勇敢和无私;《百合花》里的新媳妇的形象也是热情、倔强和无私的。而小说里的两个男主人公,一个腼腆,一个软弱,没有女性形象那么光彩照人。

在这之后的2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女性文学登堂入室,蔚为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