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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如果我没在八十年代上大学

来源:《花城》 | 陈希我  2019年05月23日06:31

我常想,如果没在八十年代上大学,我会怎样?

这设想很早就有了。当然是庆幸,幸亏我上了大学。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大抵要落到社会底层。一九七九年高中毕业生,遇到了中国当代史上最好的机遇,甚至没有之一。政审放宽,且与七七、七八级比,七九级里应届高中毕业生占了多数。

我上的是八十年代的大学。八十年代是个怎样的年代?现在多在讴歌与怀念,那是个精神盛宴的年代。确实,某种意义上,是上大学提升了我的精神境界。小学同学自然已没有来往,中学同学,原来混在一起玩的,玩不来了。“变了一个人一样!”他们议论我,这是带着贬义的。又用福州俗话说:“变死了!”但这也没什么不好,变了又怎样?变成了有文化的人。那时候崇拜知识。即使高高在上又怎样?那时候知识可以换取权力,“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只是我鄙视用知识换取权力。这岂不更牛逼?八十年代让我精神高高飘扬,至今还没有落下来。那么八十年代是怎样的精神给养呢?当时有句话我至今还能如流背诵,是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说的: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讲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八十年代中国也要“文艺复兴”,近的说,是重回六十年前中国“新文化”与“五·四”时代。但其实“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并非一回事,八十年代还没弄清楚。至今弄清楚了吗?简言之,八十年代知识精英们心仪的是“新文化”,行的是“五·四”方式。但即使不分“新文化”与“五·四”,也还有问题。都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虽然“后现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各种分法,但当时中国并非只处在“前现代”,而只需要来一场现代主义运动。八十年代中国,是在“前现代”“后现代”的沼泽里。“往者不可追”。企图追以往,是当时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错乱。我就是在这样的错乱中,没有违和感地接受“启蒙”的。在大学毕业时,我终于吃到了苦果。在国外,仍然一脑子“启蒙”“理性”“复兴”,这下是看被标签为“现代化”的日本,更错乱了。我就像一个彻夜不睡的人。于是回来。回来,继续开启着不愿被蒙昧的心眼。现在我想,我是只能回来的,只能落在这样的土地上。而且,只能落在这样的时代。“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话放这里,挺讽刺的,但似乎才恰恰适合。历史流向是必然的,看历史的眼睛是由心驱使的。你可以选择闭眼,但你的心让你就是要开着。同理,你的眼睛移开是可能的吗?现在有机会让我离开,我会离开这个国家吗?不会。你就是个精神病!严格上说,我是血液里具有精神病气质。撞到哪里,就中在哪里。没考上大学,是社会的“武疯子”;考上大学了,成了“文疯子”。如果我上的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大学呢?我也不可能正常起来。只不过,我上了九十年代以后的大学,是被整代大多数人视为不正常,而上了八十年代,大多数人还可以理解我,虽然不与你同道。但其实,八十年代,我那些同道,当年的“被启蒙者”乃至“启蒙者”,后来也基本把当年那些东西呕吐掉了。有的还与时俱进,成了崛起时代的鼓与呼者。实际上,在“启蒙时代”也有不“启蒙”的,而在“非启蒙时代”也有偏要“启蒙”的,就像我这《普罗米修斯已松绑》里的大学生“我”,那个反叛者。同样,在反叛年纪,也有成为领导老师的好孩子的,如小说里的剧本原作者,在非反叛年纪,也有还在成为坏孩子的,比如,现实中的我。现在,同学群及同年代人微信群里,那些没考上大学的,还有考上的,除了地位、生存处境区别外,精神境界上好像并没有太多区别。当年上大学,基本是白上了;当年没上大学,也白不上。他们热衷谈论的,除了中国崛起之类,突出的是养生。其实在十多年前,同学们碰在一起,就发现男同学们诡秘地交头接耳。有一次忍不住问你们都说些什么啊?补肾壮阳。我平时耳里常听到的六味地黄丸也成了壮阳药。到了需要补肾壮阳的年龄了吗?你青春期无限延长啊!这话,是老同学最早说我的,然后才是文友,还有我的学生。他们读我的东西,如是感慨:像你这种年龄,一般都达观而慈祥了,又写到这份上,登堂入室,说话稳重,虽然没有营养,但也有了经典性,你看人家几乎作家都这样,哪个像你还这么有激情的?有一天,我看到画家吴冠中一句话: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身老了,心还不老。甚为共鸣,我也在自己的文章里发一通感慨,那文章叫《与命拉扯》。与命拉扯,命与心拉扯,撑起垂死的命,来满足蹦跳的心。我的老母亲经常告诫我,需要保养了,不要急躁,不要让自己太忙,我都是挥挥手,听也不听。母亲说,还是小时候那个作派。小时候什么作派呢?天冷不加衣服,冲冷水,即使冷得牙齿打战,也很英雄。哪怕接着就生病,从英雄变成了狗熊。要不要吃壮阳药,是我与同代人最说不到一块的地方,比知识人之间的分歧,不可调和多了。正常思维的人都抢占正当性这个至高点。而我觉得不要壮阳的,每每在正当性上失利。你是在说明你还行吗?往往最后说。不管我申辩行还是不行,反正都没有正当性。老而还行,就是老流氓。老而还流氓,丢人现眼。宁可认不行?我耳朵不好,据说耳代表肾,所以可以作为我不行的证据。我眼睛好,从小就眼睛特好,据说眼睛代表肝。但其实我曾经患过肝病。但我的鼻子确实好,晒衣服被子,我是用嗅来判断干还是没干的。其实我的耳也不是不好,只是跟眼鼻比起来,确实差了一些。既能看,又能听,又能嗅,世界扑面而来,我怎么可能装死?所以每每要造次。这是我真正丢人现眼的,比成“老流氓”丢人现眼多了。现在有一种价值观:理解干营蝇苟狗之事的,而不理解揭营蝇苟狗之事的。前者可以沆瀣一气,后者则讨厌地把人拉出来示众。但其实我也并非不是前者,甚至其实很多时候我还真未必会是一个逼迫人当圣人的人,如果一定要给我一个描述,引一个朋友的话说:你是烧了自己去照亮别人的人。这话听起来有点像烈士,但其实朋友不是这个意思,或者换句话说,我是拿自己去恶心别人的人。但我自己又觉得自己是在牺牲自己呢,甚至骨子里还是觉得在殉道,尽管我早反对把作家当做殉道者,但我确实还是有英雄情结,哪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小说中的“我”执意要推翻原来作品,重新构思普罗米修斯这样的英雄。原作其实也是关于英雄的,一个游击队或还是新四军,因为打日本人被追击,藏在村民中。或者说,是村民掩护英雄,死也不交出来。“我”觉得这故事老套,缺乏反思性,且现实感不强。“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他冻毙于风雪。”这话在现实中频频失效。但其实“我”的构思里有个重大误区:原剧本写的是战争年代的“救亡”,现版本干的是非峻急时代的“启蒙”。有一种说法,从“新文化”到“五·四”是“启蒙”被“救亡”所取代,胡适晚年还说“五·四”是对中国文艺复兴的干扰,扼腕。

普罗米修斯是“启蒙者”,他盗火给人类,因此被宙斯囚禁,他成了“启蒙英雄”。受难使他有着满满的精神高度,在我受难时,就每每就想到他。但我,不只我,忽视了他是宙斯夺取王位的功臣,这个英雄是有权力资本的。他还造人,他是神。

神与人是完全不同的“差序”序列格上的。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神向人类施加恩惠。即使是柔软的海洋女神的统治,不也是一种恩赐?

那么,我有什么资格当英雄?我活着本身被赐活,就像我刚完成的《心!》里的主人公。不仅被神赐活,还被强人赐活。被赐活的人是不能有自我意志的,一旦有,就是对恩赐者的背叛。所以我反抗时,我会想到我是受人之恩的。人家已经有恩于你了,你不能去反对人家,不能不顺从,这是不义。这困境,普罗米修斯是没有的。甚至,宙斯还会被谴责为不义,他毕竟是在普罗米修斯帮助之下取得权力的。而你小说中那个执意要编导普罗米修斯的“我”,他是特权者的儿子。所以他能够悍然把平庸的原作者否决了。当然,你不是。你仍然还可以当英雄。但被恩赐的英雄,还是英雄吗?当然你还可以奋起,戳穿规养自身与盲目崇拜英雄的系统。这也是“启蒙”的一个重要内容。让英雄回到真实的人。但在这种诉求与纠缠中,你也与蒙昧纠缠在一起了。再说,你真的觉得英雄可以是普通人吗?1983年,我大学最后一年,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出版。但在这之前,我已经看到了《第三次浪潮》的录像带。我理解的“第三次浪潮”,仍然不是一个平凡个体发展的状态,而仍然有着“超人”崇拜。当英雄不被当作英雄,仍然会让我拿笔书写,《侏儒》里,想当英雄的主人公跳楼都无人喝彩;《欢乐英雄》里,殉死成了喜剧闹剧。可以完全不鸟。莫尔索。“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他连自己的生死都无所谓。莫尔索是“反英雄”。但“反英雄”这个概念,不正因为“英雄”而存在吗?塑造莫尔索的加缪也许觉得这形象表达了他的哲学意图,但表达本身不就是在“启蒙”?更根本的是,人类需要“启蒙”吗?“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启蒙”是一种病,“启蒙”是一种“心灵病”。可鄙的是,这些病人都在讳病忌医,甚至装聋作哑,都在互相感动。也许这也是策略,难以想象没有激情的生活。明确说,他们用“启蒙”来保持蒙昧。普罗米修斯发明一种药术让人类不死,也就是说,让人类在神意下苟活。不要嘲笑苟活,民众有苟活的权利。不要嘲笑浅薄,所谓深刻,难道不是人类建构出来的劳什子吗?民众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要被告知尚有没看到的,所谓本质,所谓历史。这不是倡导理解。“理解万岁”这个八十年代流行的口号其实很“鸡贼”。嘴里喊着理解别人,心里想的是让别人也宽赦自己。八十年代精神其实有很“鸡贼”的地方。那些喊着“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真的不知道是在“倒走毛驴”吗?他们的智商不至于让他们看不清当时中国状况。但他们知道更重要的,他们必须“正能量”。哪怕批判,也必须给出希望。就像我那时的小说常被要求加上“光明的尾巴”一样。普罗米修斯执的不就是火吗?而不是黑暗。更重要的,“文艺复兴”是革命导师恩格斯所肯定的。这是策略。当时他们有太多策略了。他们只能说他们所能说的,只能做他们所能做的,从中再生发点什么。我虽然在八十年代上大学,但我没有把这些学到手,我至今还在为此交学费、补课。我也因为当年不听“光明”的劝告,二十多年没能发表作品;至今发表还磕磕碰碰。而那些人,除了极个别的,顺顺当当从八十年代迈进了“新时代”,从“启蒙者”变成了成功者。他们才是康德所说的“不依赖他人的指引而达到认知”。其实,他们才得“启蒙”真传。据说当年拿破仑被流放小岛,他常跟周围的人一起朗诵《堂·吉诃德》,缅怀英雄,叹息蒙昧,企盼再起。“启蒙英雄”往往是暴君。“启蒙”与表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普罗米修斯一路演下来,从古希腊,到八十年代的中国,我的大学校园,我笔下当今的校园,我这键盘上。我敲键盘的手仍然在表演,像停不下来的踢踏舞者,踏出智慧的文字。我压根儿都不该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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