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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2019年第5期|马金莲:我的母亲喜进花

来源《朔方》2019年第5期 | 马金莲  2019年05月23日08:21

马金莲,女,回族,1982年生,宁夏西吉人。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出版小说集八部、长篇小说三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固原市作家协会主席。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茅盾文学新人奖、《民族文学》奖、《朔方》文学奖等;长篇小说《马兰花开》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1

你是作家苏郁玲?来人进门不坐,只在砖地上简单打个转身,手插在裤兜里,张嘴就问。这是开门见山了。

我从桌上摊开的一本《基层公务员素质与能力建设》上抬起头,轻微的不悦在心头荡漾,但还是有些迟疑地点了一下头。之所以点头,是出于礼貌。壶里有水,抽屉里备有一次性纸杯,一个小铁皮茶罐里装着茶叶。我站起身张罗,同时抬手指指门口的红色折叠椅子,示意他请坐。不喝茶。他摆手说。我右手在壶把手上滞留一刻,还是倒水了。开水冲得茶叶打转,浮起一层淡淡的白沫。

您是?我试探着问,同时估摸他的年纪。他是国字脸型,看不见下巴,下巴被一圈浓密的胡须包围。他要是有五十多岁,我就可以喊他叔叔。他的穿戴还可以,浅白色夹克衫,敞着拉链,露出里头的深灰色针织衫,牛仔裤,黑皮鞋。整个人微胖微黑,有四十来岁吧。不会是农民,肯定是干部,但也不会是书记乡长级别的领导。我下了这样的结论。

场面有点冷。不是我不热情,是他的开场太突兀。如果是一般同事来访,我都能热情招呼,陪着坐坐,喝喝茶水,拉拉家常,起身离开的时候我会礼貌地挽留,欢迎有空再来。

我不是冷漠的人。再说在这个大院里,冷漠是最要不得的。尤其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冷漠久了,肯定要被冠以不够热情、不讲团结、为人高傲等许多帽子。低调做事,和气做人,是我给自己定下的行为准则。可是这个人忽然冒出来,冷不丁地说我是作家。这让我有点尴尬,怎么说呢?我承认我是个作家,曾经是。从大学校园开始,作家这个帽子我一直戴着,虽然不能取暖,但也曾经有些滋味。但是,作家这帽子有点重,我要是还在教育岗位上围着学生娃打转,还是乐意戴着这顶帽子的,毕竟也能时不时地从同事赞叹的目光中获得一点虚荣感。我现在到乡镇工作了,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在进乡政府之前,就已经用一片巨大的布匹把自己的过去包裹了,严严实实地打包搁起来。我以一副低调沉默的姿态进入了这座大院子,目的是给这个院子里的每个人留下一个寡言、稳重、踏实的形象。从前发过我豆腐块文章的那些报刊,我全部整理打包,寄存到了老家。我也改掉了熬夜写作的习惯,只有阅读习惯没改,但是阅读对象已经是《公务员法律法规全本》《领导的个人修为》等。我要和过去断绝关系,老老实实地做文秘。只要我不出去参加文学活动,不投稿,不和从前的文友们来往,相信时间一长,我的作家身份就会被大家遗忘。可是,这个人一进门,就问出了这样的话。我看着放在桌子拐角的那一杯茶。细细的热气袅袅上升,然后在杯口盘旋,好像留恋着舍不得散去,淡淡的薄薄的,慢慢地融入空气。这个人问出这样的话,不等于是一把就揭开了别人的伤疤,露出一个精心遮掩许久的老底叫人瞧吗?想不到眼前这个人,一句问话就把我打回原形。我在脑子里飞快地琢磨这个人,能这么熟门熟路走进来打招呼,是乡政府的干部无疑。这个人是谁?见过,还是素未谋面?好像见过,在哪次会议上?又对不上号,难道是我认错人了?

我看过你的作品,发在《葫芦河》上,《六盘山》也有,还有《朔方》。写得不错啊,诗歌、散文、小说,你竟然啥都能写。尤其你那个随笔,就是写你姑奶奶一辈子人生的故事,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很感动,《描花的箱子》,题目也好。他慢吞吞地说。他不抬头看我,所以他不知道此刻的我已经目瞪口呆。什么叫有理有据,这就是有理有据。什么叫铁证如山,这就叫铁证如山。我心里放电影一样依次闪过这三家刊物的名字,它们分别是我们这里的县级内刊、市级刊物、省级刊物。这个人既然能一口气说出这么多刊物,而且我真的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作品。既然这个人说得这么确凿,又叫出了我的名字,说明他不是随口胡说,说不定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更说不定的是,我们曾在一起参加过文学活动。如果我矢口否认,态度坚决,反倒欲盖弥彰了。

我拿定主意,续上一杯水,抬头看这个人,含着礼貌的淡笑。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懒散了,早就不写了。

这个人似乎渴得不行了,端起水大喝一口。刚烧的水,烫得他差点吐出来,但是忍住了没吐,慢慢地下咽了,然后咣咣咣咳嗽起来。水洒了,他的牛仔裤湿了一坨。我扯一片餐巾纸递上。谢谢,谢谢,那个,那个你的文字功底真好,我有空再来吧。他边说边退步出门,告辞离开。我怔怔地望着那身影,直到这个人被一株松树挡住看不见,我才慢慢回屋。我望着桌上的杯子笑了。有意思,真是个有意思的人。都狼狈成那样了,还不忘一迭声地说谢谢,是谢我给他倒了滚烫的开水,是谢我递上的餐巾纸,还是谢我让他出了洋相?居然说我文字功底好,废话,不好能大学未毕业就弄到一顶作家的帽子戴在头上招摇?

他最后说什么,有空还来?真的假的?不会吧。

2

和我同时考进乡政府的还有小闪,一个回族小伙子;小姚,一个长相不错的女孩。小闪报考的岗位是劳务干事,小姚报的是团干部,只有我一个人是文秘。但是到了基层,当初报考的岗位和眼下具体要干的工作没关系,我们都被塞进了办公室。办公室就是个大炼炉,管你是谁,是铁是铜全部投进去烧炼烧炼再说。

就像三年前走上教师岗位那样,我进了乡政府的门,我妈的电话又跟在屁股后头催了,话题很陈旧,同时很沉重,说来说去就一个问题,我啥时候找对象结婚?我只能用老办法,一拖,二装傻,三打哈哈。这种事儿,着急没用。上次我说漏嘴了,我妈听到小闪是回族小伙子,顿时眼前一亮,就天天催着我快抓住这小伙子,说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妈一个文盲加农妇,都知道使用熟语了,可见她老人家确实为我的事儿操碎心了。可我妈哪里知道,这个小闪,我根本就不能考虑。我三十岁出头了,人家才大学毕业,二十郎当岁,正年轻,真正的小鲜肉。我在无人处揽镜自照,一笑眉梢眼角的皱纹触目惊心,再厚的脂粉也遮盖不住。就算人家好意思一丛嫩草被老牛吃,我这老牛还不好意思下口呢。

心情郁闷,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忍不住翻开笔记本,看到从前信手写下的诗歌、随笔,毛毛草草地趴在纸上,懒得整理,也就没有机会发表出来让别人看到。心情不好,我终究忍不住拿起笔在纸上哗啦啦乱写。一气写完,觉得整个人都掏空了,要表达的情绪也表达了。这些日子积蓄在胸口的郁闷和劳累产生的忧伤,都随着文字流泻殆尽了。我迷迷糊糊地睡去,睡梦里隐隐觉得就这样丢了文学创作这个爱好,有点可惜。

周末,开全乡脱贫致富动员大会。领导的讲话从初稿到主任改,再修改,再三再四修改,再五修改,到最后定稿,我不知道改了多少遍,到最后打印的时候,我已经昏头转向了。装订完所有材料送到会议室摆好,领导和其他干部,包括村干部都来了,齐聚四楼会议室开会。我离开大楼,在院子里低着头慢慢走。这院子里种满了松柏,看样子年纪最大的也就二三十年吧,不过长相都不错,郁郁葱葱。在我们这干旱的地方,能有一院松柏朝夕相伴,确实难得。

一个人影忽然从松树那边转出来,手里捏着一个包。可算是找到你了,很忙吗?作家。

又是他。我退开一步,又慢慢上前,勉强挤出一点笑:您好。上回忘了自我介绍,喜万隆,文化中心主任。我这段时间身体不好,一直请假,你应该是春节之后分进来的?喜万隆说着,伸出来一只手。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把手伸过去了,我们握在一起。肉肉的一个手,浅浅地抖了抖,就松开了,给我手心里留了点余温。

你气色不好。他说。我无言以对,但也确实吃惊。不过很快就释然了,没啥大惊小怪的。我从小身体弱,现在衣食无忧,但是工作辛苦,加上心情不好,作息不固定,头发大把脱落。这样的一个大龄剩女,心情郁闷,气色不佳,都很正常。

我不想深谈,准备掉头去办公室。看喜万隆那架势,我如果去宿舍,他又会跟着我去宿舍谈文学。说实话,我没一点心情,这年头谈什么都比谈文学正常。但是这个自称文化中心主任的喜万隆,拦住了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他把手中的公文包递过来,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喜万隆说,给你提供个素材,请你无论如何把这个故事写一写。我已经拉开了走的架势。跟一个乡政府的小文秘谈素材谈故事谈文学,喜万隆真是自己找不痛快。我真的不想再谈文学。我现在这样挺好的。

这是我母亲的真实故事,我是想了很久才下决心来找你的。以你目前的才华,不写实在可惜。喜万隆的调门陡然提高,好像在为自己打气鼓劲。喜万隆的这句话钻进了我心里。我像是身不由己地回了头,接过包。喜万隆没多逗留,匆匆说了句感谢的话,人已经消失在一棵松树背后。

我进了办公室,拿出一份乡政府人员名单,一个一个地看,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籍贯出生地参加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电话号码。我找到了喜万隆,果然是乡文化中心主任,本地人。目光在出生日期一格停滞,吓我一跳,喜万隆居然是1976年生。1976年?只比我大了八岁,可他的外貌一点都不像三十多岁啊,分明是四十岁已过,在奔五十岁,哪里像1976年出生的样子?肯定是年龄写错了,或者档案年龄存在造假。我悻悻地合上册子。

木秘书来了,五官紧皱,愁眉苦脸,永远都是别人欠了他二百吊钱不还的样子。好奇心跳跃,我拿着册子过去,手指着喜万隆一栏。木秘书淡淡扫一眼,神色如旧,声音却出奇地温和:是小喜呀,他这段时间请假,不过今儿来了,刚才见他上四楼参加会议了。说完就闭上嘴,深深的法令纹刀刻上去一样显眼,看样子就算我拿个铁棍子来撬,他都未必愿意再多说。不过这已经够了,小喜,木秘书喊他小喜,说明什么?说明喜万隆真不是我判断的那么老,不然木秘书不会喊他小喜,应该是老喜。木秘书是1974年出生的,1974年出生的人能喊一个比自己大的干部为小喜?不合基本的逻辑。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喜万隆真的是1976年出生。

晚饭后,我想打开公文包。是个很普通的会议包,外面没有印字,看不出是参加什么会议发的包。这种包就是会议上装材料的那种,很常见,应该是三五块钱一个。我反复看了看包,忽然不想打开。我看看头顶上的节能灯,觉得有些暗,又把台灯拧开了。

后来我轻轻拉开拉链,取出包里的内容。有点意外,也有点失望,不是我预想的那样,有一本子厚厚的泛黄的日记、一沓子写满字的材料、采访文字、报纸报道、十佳好媳妇或者好婆婆荣誉证书、乡村妇女致富带头人材料。这些都没有。喜万隆不是说是他母亲的故事吗?不是说我不写实在可惜吗?我已经先入为主地想到了一个西海固的女人。看喜万隆的相貌和气质,我断定他母亲不是县城人,跟我母亲一样,也是乡村妇女。一个乡村妇女的故事,之所以到了不写可惜的程度,说明这妇女和众多西海固妇女有所不同。可是,又怎么与众不同呢?

我懒懒地做着想象。同时,一个故事的大概在脑子里一点点浮现。喜万隆的母亲,应该是一个从小没有父母的孤儿(这样才能凸显这妇女的命运坎坷)。孤儿长大后懂事孝顺,人见人爱,是个好姑娘。嫁人后是一个好妻子,好儿媳,好母亲。这时候故事发生了,小媳妇的丈夫殁了。小媳妇的考验来了,是改嫁还是守寡拉扯孩子?这是一道天大的人生难题。寡妇出门再嫁,理所当然的事,只要她自己愿意,没人拦挡。喜家寡妇坚决不再嫁,留在喜家拉扯孩子、照顾老人。她柔软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担子,一身泥一身水,一天一天熬着艰难的日子。她熬白了头,熬弯了腰,终于苦尽甘来,娃娃长大了,儿女争气。譬如喜万隆,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端上了公家的饭碗。喜家寡妇顶着白苍苍的头发露出了欣慰的欢笑。她的故事在四里八乡流传,很快具备了传奇色彩,引起了媒体的注意,他们都来关注、采访和报道了。喜家寡妇甚至当选了某个年度的县级或者市级十佳好媳妇荣誉……我想象的凭据就是喜万隆这句话:这是我母亲的故事,你不写可惜了。

作为从小失父,亲眼看见了母亲几十年艰辛的儿子,喜万隆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一般的不肖儿,不会眼巴巴地告诉别人他母亲的故事很感人。有了工作,改善了一家人生存条件的喜万隆,现在有个心愿,把母亲的故事写出来。在儿女眼里,这样的母亲足够伟大,也确实值得书写。喜万隆自己想过要写吗?很有可能想过,但是他发现自己写不来,或者写不好。所以他想到找一个作家来写,不知道什么原因,想到了我头上。我怔怔地看着公文包猜测,也许喜万隆听到办公室新来的几个年轻人里有个叫苏郁玲的,就留意了一下。凭他也有爱好阅读的习惯,他知道这个人是我,在县城小有名气的小作家,所以他就来找我。

思路理顺了。我不得不佩服自己的联想能力和自圆其说的本事。这也和我多年来写小说有关。这几年,我把我出生并长大的那个乡村里大大小小有意思的故事都搜罗来,变成了文字。也有一些外村的人听到我写故事,专门写乡村普通人,就找到我要给我讲故事,希望我能写一写。其中不缺乏喜万隆母亲这样的故事。大多数是贤妻良母的感人故事。西海固这片土地气候干旱,六盘山周围分布的五个区县都缺水,很早以来就是贫穷地区。贫穷的历史源远流长。尤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可以粗略推算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喜万隆的母亲,寡居的日子正好是那个年代末。包产到户前,也正是西海固人挨饿受穷的漫长日子。

想到这里,说实话,我有点意兴阑珊。如果故事真是这模样,我不想写,没兴趣也没热情重新拾起荒废半年的笔。这样的妇女,实在是太普通太常见了,普通到在西海固任何一个山沟里,一抓就是一大把不敢说,但是三五个山沟里绝对能找出来一位,一点都不夸张。过去的西海固的妇女谁不是这样生活呢?尤其我的奶奶辈母亲辈那些人,一辈子面对着干枯的土地,春天种,夏天锄,秋天收,寒冬腊月守着雪窝子开始碾麦场。她们无怨无悔地承担着生活里绵绵不绝的苦难。可以说每一位西海固妇女的故事都是感人的,都值得好好书写。至于喜万隆郑重其事地找来说他母亲值得写,不写可惜,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儿子眼里对自己母亲的认识。在儿子看来,世界上还有谁能比自己的生身父母更可亲可敬呢?

公文包里还有几本杂志。有《葫芦河》《六盘山》《朔方》,还有一本是《小说选刊》。这几本杂志里都有我的文章。我烦躁地翻着书,内心极度郁闷,这人什么意思?眼巴巴交给我这些我自己早就拥有的过期杂志,究竟是什么意思?真是莫名其妙。

从《小说选刊》里掉出一片布。一片严重泛黄的普通粗白布。白布硬硬的,只剥开一层,我就看到里面裹着一张照片。

3

公务员培训通知下来了,我暂时离开岗位,参加培训。

脱产培训,为期四十天。在办公室闷着头下苦的这些日子,一旦离开,真有种脱离苦海的感慨。培训期间的管理自然没有全日制学校那么严格,除了按时听课,课余时间可以出去玩,访友约会购物逛街都可以,不用记挂那没完没了的办公室的活儿,更不用时刻为刻板的公文拟写和讲话材料费神。这四十天我过得轻松愉快。

培训结束回到乡政府的第二天,午饭后我刚放下碗,拿餐巾纸蹭着嘴上的油痕走出食堂,一个人忽然从门帘下冒了出来,是喜万隆。喜万隆两手插在裤袋里,浅白色夹克,牛仔裤,黑皮鞋,身材微胖。看身材和衣着,他可以算得上帅男一枚,但是一张脸破坏了生态平衡。他的胡须很浓,黑漆漆一大圈,把一张嘴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眼神倒是清澈,本来漫不经心有些随意,在撞见我的那一瞬,他忽然眼睛一亮。我赶紧低头,微微点一下,侧着身子就要离开。可是,他退开一步,不进门,站在台阶下拦住了我。

啥意思?我气恼地在心里喊,这人不会脑子有问题吧?郑重其事地跑来找我写你母亲,可是送来几本过期杂志,外带一块破布一张旧照片。没有一点文字材料,你让我写什么?就算你母亲不识字,至少你也得给我提供你自己少年时代的日记,让我从那旧年文字中去打捞和你母亲有关的生活细节,或你现在写点回忆性文字也好。就算你文笔不行,那也没有问题,你只要给我提供素材就是。退一步讲,你也可以给我提供你母亲之所以伟大到非写不可程度的证据,诸如荣誉证书啊报纸电视等媒体的报道啊什么的。你一个字腿儿都没有,你让我写什么?再说我真的没兴趣重操旧业,我现在是乡政府文秘,正一心一意地憧憬着能从这条路上一点点往高处走,几年后也熬个副乡长啥的当当。

想请你一起吃个饭,有时间吗?喜万隆问,手还在兜里,两条腿一虚一实,身体的重量靠那条实腿支撑,虚立的脚跟在微微晃动。我得承认,不看那张脸的时候,他这个人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潇洒。没有时间,我赶紧摇头说,明天市上要来基层调研,我得修改座谈汇报材料。那后天呢?他看着我,目光很直。我忽然心头一跳,他的眼睛好亮,眉毛睫毛跟胡须一样,浓密得像野草,就在这黑扎扎的簇拥包裹下,一对纺锤形眼睛里闪出的光聚成两束,好像要射穿我说谎的心。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点了头。他说,那就后天吧,周六,应该没啥事。说定了,到时候我等着。

快步回到办公室,我有点微微的悔意,这不是神使鬼差吗?我们不熟悉啊,怎么就随便答应了吃请,这,合适吗?很快,我就摇头,轻笑,给自己开解,怕什么,同事之间正常的来往嘛,也值得大惊小怪?就算抛开同事这一层,不是还有个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之间的关系嘛,不就是随便吃个饭吗?如果觉得吃人家嘴短,以后找机会回请他一次就是,反正在一个单位共事,还怕没有机会?

吃饭地点在冶家汆面馆。我们乡政府在一条巷子里,出了巷子才是正街。巷子僻静,两边都是民居,马马虎虎盖了一些门面房,生意清淡,所以大多是小商店。我们吃饭得走出巷子到正街上去。我们一前一后走着。我穿了高跟鞋。五点的街道上集市早就散了,清风裹着各种垃圾满地飞舞,行人寥落。我的高跟鞋敲击着地面,发出的声音竟然很清脆。我生来双腿有微微外八字,为了掩饰生理缺陷,只要有机会我就穿高跟鞋,然后碎步快行,竟然有几分淑女味儿。

路过本乡最大的清味苑饭馆,我抬头扫了眼绿色底板上的大幅白字。不去这里?过门不入,擦身而过,继续前行。有一点点的失落,像细碎的蝇子掠过空气一样在心里晃了晃。以前参加文学活动,哪次不是在大酒店就餐?最不行也是清味苑这样的中档饭馆。真有点后悔轻易答应这个邀请。政府食堂的饭不错,洋芋碎叶子面,牛肉菜蔬都不缺,挺有家常味道。自己掏腰包吃自己的,要比莫名其妙地跑出来蹭吃理直气壮得多。

喜万隆在一个小门店门口收步,为我打起了门帘子。这种长条状透明塑料帘子又厚又重,稍不小心就会扫到脸上,打得脸火辣辣地疼。谢谢。我说,进门前不忘匆匆抬头扫一眼店铺头顶的小牌子,冶家汆面馆。以前没来过,在众多大大小小的饭馆当中,似乎也没注意到它的存在。

进了门倒是意外,虽然是小店,却拾掇得分外洁净。墙面和地板都保持着洁白,就连桌上的小筷子笼和调料盒,也显出八九分本色,不像常见的那样糊满油腻污垢。两碗汆面,一个小菜。喜万隆没有征询我的意见,随口跟一个头戴白帽的男人吩咐。郑重其事地请我吃饭,却只是一碗汆面。我觉得憋屈,再次悔不该轻易出来这一趟。屋子向阳,小窗户清明透亮,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色植物。小小环境竟然分外安静清幽。面对面相坐,悔意再次浮上心头,我真是看不透我自己,这么随便就跟一个不熟悉的人出来吃饭,我欠这一顿饭吗?还是一碗十二块钱的汆面。

我其实不姓喜。喜万隆说。

我感到意外,这才抬头看他,第一次正式和他对视。幸好有惊奇,遮掩了我眼里的羞赧。

我姓王,喜是我母亲娘家的姓。他边说,边扯了餐巾纸擦拭玻璃杯,动作不急不慢。小餐馆图省钱买的是劣质纸,纸片在杯口上发出吱吱的声响。我知道这种纸脆弱,擦拭几下纸片会像干透的驴粪一样,绽开丝丝缕缕的裂纹。相片里有我母亲,那是我母亲唯一留在世上的相片。

我默然,但是脑子里早就活跃起来,隐隐的好奇心之下,竟然还有一抹微妙的惊喜在雀跃。故事来了,难道要超越我预想的版本?

那张裹在白布里的相片我已经看过,看得十分仔细,就差弄个放大镜来,考古专家挖掘文物那样仔细观察研究了。观察的结果是,那是一张普通的相片,只能算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照。这样的相片,我家里就有,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父亲和爷爷奶奶大伯父小姑姑,都留下过这种记录一家人在某一时段里生命存在状态的相片。是那种老式相机拍摄,然后将胶卷泡在水里洗出来的相片,四周有半齿轮状的剪痕。

喜万隆送来的就是这样一张黑白相片,像最初的黑白影片一样散发着古意。所以,即便在这个早就数码相机当道,胶卷在当下的年轻人听来就是传说的时代,喜万隆这张带齿轮花边的黑白相片并没有让我惊讶。相片里有喜万隆的母亲,这一点其实我也早就想到了。我昨夜甚至还借着灯台细细地寻找过,辨认过,试图从外貌和五官以及气质上寻找出和喜万隆相像的那一位。

我没有找到答案。因为喜万隆长什么样,毫不夸张地说,我并没有看清楚。把一张年代久远的相片里的某位少女,和一个顶着一大把蓬黑胡须的大汉联系起来,我失败了。

我看喜万隆擦杯子。他不擦了,吹了吹杯子,开始倒水。茶是早泡好的,倒进杯内清澈碧绿,闻着有股茉莉花味。

一共六个女子,都是喜家湾的,用我们今天流行的那句话来讲,她们都是我母亲少女时代的闺蜜。喜万隆说。

我没笑。有什么好笑?称谓变了,本质没变。这么说来,那另外五个姑娘是喜家姑娘一起玩耍的好姐妹。但是喜万隆微微地笑了,指头轻轻敲着桌子一角:我妈叫喜进花。

我淡然地听着。我知道,一个人要是想讲故事,一定会毫无隐瞒地讲出来;要是不想讲,我就是追问也没用。况且,我真的不想再碰文学了。

我真是希望这个本姓王却随了母姓的男人喜万隆,不要绕了一圈子之后告诉我,喜进花从小双亲早逝,嫁进王家不久就坐寡,然后就是寡妇历尽艰辛拉扯培养儿子,今天儿子想通过一种叫文学的手段告诉世人,他的母亲当年怎么样树立起了一个坚强女人的形象。

我早年对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看多了,早就审美疲劳了。一种刚涨起来的情绪,迅速回落。我毫不客气地想,回请就免了,这个人的这碗面,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交往。一碗十二块钱的汆面,难道值得我巴巴地回请?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听到喜进花大义守寡、弘扬妇德的俗套桥段。

面上来了。喜万隆把其中的一碗双手推到我面前。我伸手拿筷子,他抢先拿了,用餐巾纸擦,像擦杯子一样擦了几个来回,掉个头,筷子尾巴向着我,递了过来。

谢谢。我听见自己木然但不失礼貌的客气声,忽然想起从前也曾马马虎虎交往过几个男友,对方自己找来的,同学介绍的,也有我反过去主动搭讪的。好像每次吃饭,都是我在张罗着擦餐具,还真没有谁这样细心地照顾过我,心里禁不住一酸。那也算恋爱啊?勉强算是吧,马马虎虎来往几次,都无疾而终了。好像没有什么过硬的原因,也好像细细碎碎的都是跨不过去的坎儿。要是遇上像喜万隆这样照顾我的,我会不会因为受宠般感激,进而怦然心动。嗨,这都哪儿跟哪儿呀,我想偏了,就这位大叔,嘿嘿,怎么可能?我无声地摇头,把瞬间涌上的无聊赶紧驱散。

你以前知道这冶家汆面吗?吃过吗?喜万隆问。我摇头,再摇头。我懒得说话,意思在两度摇头的动作里,没听过,没吃过。我们这个乡是回汉杂居,回族美食遍地都是。在著名的手抓羊羔肉、烩牛肉、蒸碗羊羔肉、油香蘸蜂蜜、清油葱花饼面前,我没有理由单单注意这家隐藏在杂乱市井最不起眼处的小面店。

可惜了。喜万隆说。他的筷子开始在碗里搅动。他揭开一个小白瓷罐子,挖一勺子油泼辣子调进饭里,随着搅动,一片红艳艳的油辣子铺了一碗。再配上碗口的绿色香菜末,顿时有红有绿,白面皮,黑木耳,牛肉丸子,真是相映成趣,让人顿生馋意。我也是个辣椒狂,我已经隔着空气闻出来这家的油泼辣子不错,用的是纯正胡麻油,辣椒也是当年的新鲜辣椒,不然泼不出这扑鼻的香味。毕竟我们彼此不熟悉,就算再馋,姑娘家的矜持还是要保持的,我只剜了少半勺油泼辣子。

汆面的全称叫生汆面。他一边吃,一边说,不再看我,甩开腮帮子往嘴里扒拉饭。话却沿着和饭菜入口完全相反的方向一句一句冒出来:为啥叫生汆面呢?是因为做饭的肉完全不炒,生肉下锅,菜也不炒,也是生下。

我开始吃。我管它炒不炒,反正我用不着做饭,想吃出来吃一碗就是,何苦要知道那么多。但是,我心里的好奇已经蠢蠢欲动了。这都是多年写作习惯落下的坏毛病,听到新鲜事儿就马上想听,想知道来龙去脉,因为见多识广是作家最起码的素养之一,孤陋寡闻还妄想能写出好作品?就算下了决心放弃文学,但是坏习惯难改,我还是有些认真地听着。

选好生肉,牛羊肉都可以,瘦肉最好,洗净控干,搅碎成末,然后将生姜、葱花、花椒、味精、盐放在一起搅拌。匀称以后倒一股子清油,得是生油,再搅拌,完全搅好以后放着备用。面粉最好是高精粉,老家磨的白面也可以。盐水调面,和好后揉揉,分成剂子,扣起来让醒醒。我边听喜万隆神侃,边懒懒地喝了一口汤。我顿时惊喜,这面不错啊。

这小半年,食堂吃腻了,或者哪天厨师有事关门,我就要在外面解决。街面上的大小饭馆几乎吃遍了,连那些凉皮店、麻辣烫馆都没放过。清味苑饭馆也进去过,那里面菜不错,就是太贵,偶尔犒劳一下自己可以,常吃不现实;面却一般般,和外面小馆子里差不了多少。想不到这冶家汆面让人眼前一亮。连着喝几口,噙住了汤汁,慢慢下咽,轻呼吸,深体味,一股清爽中裹着醇厚的美味沿着五脏六腑游走扩散。

生汆面要做好,第一是肉,第二是面,面好肉好,就可以开锅下面了。水开了,把切好的菜下进去,葱头、西红柿、蒜苗、大葱。别看饭馆里只放几样菜,其实好多菜都可以放,越多越香,水翻跟头的时候把肉汆进去。喜万隆说,腮帮子随着咀嚼蠕蠕地动,腮边两道咬肌明显鼓胀起来,一抖一抖地滚。

我默想汆这个字,入水,可不就是直接放入水中?什么人把这样一个生僻字搬到了一碗面上,生汆面,生,汆,独特,又形象。我含笑望着喜万隆,开始认真地听。

搅拌好的肉末腌制好了,不能直接倒进水里,要用三个指头捏。就这样,一抓一个疙瘩,丢进开水里,劲道要恰当,不然就散了,得让它熟了还是一个圆圆的丸子。喜万隆边说,边把筷子交到左手,右手的食指中指大拇指撮在一起,做出一个捏的姿势。

我夹起一个丸子入口,慢慢吃。清香满口,油而不腻。果然是少见的美味。一碗面上铺了十几枚丸子。我不得不暗暗赞叹,这家面馆实诚,没有偷工减料。

肉熟了再下面,出锅后撒上香菜末子。喜万隆说,端起碗喝干了碗底里最后一口汤。

好吃吗?喜万隆问我。这亲昵的口气吓了我一跳,抬头看,一对亮闪闪的眼睛近在咫尺,正在一眨不眨地望定我。一般般吧。我极力压制心头的慌乱,故意口是心非。以后常陪你来吃,可以吗?喜万隆说。我往后退缩,木椅子在屁股下发出吱嘎一声呻吟。喜万隆没有继续追进,大胡子包围着的嘴角翘起微微的笑,他喊掌柜的出来结账。

出了冶家汆面馆,我告辞。我不想跟喜万隆一起走回政府大院,便撒谎说自己要买点零碎东西。他要是某位领导,或者一位帅男,我倒是十分愿意陪着他进出,也乐意让大院里那些眼睛看到这一幕。至少会给人们这样的印象:这姑娘和领导啥关系?看样子不错嘛,不熟悉能一起进出?有可能是亲戚;或者,这姑娘不错嘛,能和帅哥一起出入。不管如何,都能暂时满足我虚荣的小心脏。至于这位大叔嘛,我们还是分开走为好。

喜万隆的手又插在裤袋里,不置可否地目送我。我都走出去好几步了,他忽然追上来说,我妈喜进花,十八岁嫁给我大。一个下雪的早晨,我大和我妈出门,走到一个没人烟的豁口,我大把刀子从背后戳进去,戳碎了我妈的内脏。

空气骤然凝固。

有种错觉,恍然袭遍全身,分明有人将一把刀子戳进了我的后背。

初冬下午六点的街道,实在没什么景物可供观赏。风吹过,店铺、树木,偶然一个行人,冷清,萧瑟,凄凉,一切都笼罩在向晚的一种灰白混沌中。西北山区的小乡镇,冬景实在是单调至极、乏善可陈啊。

我仰头望了望天,不回头,只把声音留给身后那个人:喜进花的故事,我写。

4

乡政府办公大楼是前年盖的,不知是投入太少,还是严重偷工减料,反正给人感觉这栋四层高的楼不像楼房,而是调皮孩子玩耍时用砖块加纸板堆砌起来的。墙体严重脱落,雨水从楼顶顺管子流下,浇到墙上,将白蓝相间的涂料冲刷出一道一道伤痕,楼内转角拐弯处密布着裂开的口子。楼顶渗水,一道巨大的裂纹已经从四楼延续到三楼楼道。领导们住在楼上。大办公室和几个小办公室全部在一楼。灶房和接待上级的餐厅在平房里,计生中心、文化中心等在一栋独立二层楼上。大多数干部住在老式平房里。

喜万隆带我去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在二楼的文化中心。

沿着空寂的楼梯上去,楼道里空荡荡的。不锈钢扶手上落着厚厚的尘土,不知谁家孩子调皮的手划过,留下一道道痕迹,横七竖八的线条和圆圈,歪歪扭扭的汉字,某个人被夸张变形的头像。

在挂着乡文化中心牌子的门口,喜万隆开门。喜万隆的房里异常干净,一张床、两张老式办公桌、两把椅子、一排硬座椅、两张铁皮书柜占据了一小半面积。按照乡政府干部的习惯,那书柜后面还有地方,里面应该用砖头砌出一个小空间,堆放着乡政府分配的过冬取暖的煤炭。除了大办公室的秘书们办公地点和宿舍分开,其余干部都是一间房,上班、睡觉都在里面。冬天清闲,很多干部在家里猫着,上班的没几个人。大院里冷冷清清,这没权没钱的文化中心更冷清。

喜万隆的单人床上铺着一件磨毛绒床单,铺得很板正,好像用刷子扫了无数遍才有这效果。被子和枕头叠起来搁在床头。被套是浅绿色,枕巾是浅绿色,被子像豆腐块,枕巾苫得端端正正。我真怀疑他是拿了一把尺子量着尺寸和方位,才折叠摆放出这种效果。目光淡淡扫过,我心里暗叫惭愧。相比之下,我屋里哪像女孩子的卧室,倒是和喜万隆掉个个儿才更恰当。我们的习惯是,椅子上坐可以,床边上坐也可以。冬天冷,一般坐床边。我看了看,没敢坐,怕自己一屁股下去这方方正正一丝不苟的床上就乱了。一个大男人家的,这么细致?或者,是老婆的手笔?肯定是老婆。乡干部带老婆一起住单位过日子,不稀罕,常见。尤其刚结婚在城里买不起房子的,正好在这里凑合三五年,度过买房子还贷的过渡期。

老火就这样常住,他们老两口还带着俩孙子呢,老婆专门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不过老火家房子里真是够乱,简直没地方下脚。俩孙子像小土匪,一刻不停地折腾。老火老婆是乡下女人,邋遢惯了。大家也都看习惯了,没听到谁笑话过老火。有时候心里烦乱,想跟别人说说话,我会去找老火老婆闲聊。

再看喜万隆的屋里,地面上的白瓷砖,说一尘不染丝毫不夸张。四面墙上除了挂着副挂历,没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一个铁皮脸盆架上,一个香皂盒子干净得闪光,两块毛巾一高一低分别搭在架子上。那毛巾分明是旧的,却很干净,洗得发白。按照正常习惯,应该是一块面巾,一块用来擦脚。连擦脚布都这么干净,这两口子该有多爱干净啊。我偷偷吸气,看这干净又整齐的程度,他们应该还没有孩子,或者孩子留在别处,没带到这儿来。连连暗叫三声惭愧之后,我被床单上的图案吸引。大片浅淡的绿色草地上,一对圆嘟嘟的熊猫抱在一起做嬉戏状,两个小家伙都憨态可掬,尤其经过卡通风格夸张处理,脑袋比身子大了两倍,越发显得胖乎乎肉嘟嘟的可爱。一个大男人家,还身为主任,竟然铺这样一件明显是孩子才喜爱的卡通图案的床单,是不是有点好笑?我瞅着一对笑眯眯的熊猫笑一笑。

通过铁皮柜子的玻璃可以看到,里面全是和文化工作有关的读本。这应该是能够显示他本职工作的一些东西。站在床边位置,我才看到铁柜后面,藏着一张木柜。喜万隆从床尾过去,打开木柜,慢慢地拉开柜门。

满满一柜子书。我简直看呆了。真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书。柜子有一个半人高,分上下两层,下层从《葫芦河》《六盘山》到《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全是文学期刊。让我惊讶的是,它们都按照时间顺序,一本一本摆放在一起。上层是图书,左边是世界名著,右边是中国书籍,包括《二十四史》《本草纲目》。在《本草纲目》旁边,整整齐齐码放着几十本书,不是某些干部用来装点门面的理论书籍,而是清一色的连环画。这些连环画分里外两层,一本挨一本,书脊向外摆了两层。有《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红旗谱》《青春之歌》《渔光曲》《封神演义》《聊斋志异》《朱元璋演义》等。还有四大名著的连环画,一本不缺。譬如《红楼梦》,按照《乱判葫芦案》《熙凤弄权》《黛玉葬花》《查抄贾府》《宝玉出走》等顺序摆放。我尤其注意到《宝黛初会》,正是我小时候看过的版本,人物描画逼真,笔法细致,每一个人物的面容都饱满圆润可爱。《宝黛初会》是我少年时候最喜爱的一本连环画,可惜的是后来丢了。为此我还哭过鼻子,后来每每想起,都觉得遗憾无比。很想再买一套收藏,却不知道哪里有卖。

我心里的羡慕咕嘟嘟地往上翻涌,爱书的毛病又犯了。我真想马上借回去重新看一遍,重温一遍小时候的阅读快感。从这精心摆放的架势看,喜万隆对这些连环画很看重,所以我悄悄压下心里的欲望,没敢贸然开口,只是在柜前浏览。我把所有的书目浏览了一遍,有些我读过,有的我甚至都没有见过。我们都不说话。我有点疲惫。我心里一片平静。这世上,有人把书装进脑子里,有人把书摆在案头枕边。有人读书为了提高修养,淡泊明志;有人攒书为了装点门面,拿来唬人。喜万隆是什么意思,给我看这么多书,是想说明什么,表明他学识渊博?难道这么多书他都读过,汲取过其中的养分?

我无声地冷笑。

我母亲是左边第二个,右边的辫子从背后拿过来,搭在肩头,右手轻轻捏着辫子梢儿的那个就是。喜万隆忽然说,同时缓缓合上书柜门。这种单位早年配置的老式书柜,我只在大学图书馆存放古籍的一个角落看到过。那些古籍都是从右翻页,竖排版,纸页泛黄,字体坚硬繁琐,清一色繁体字。我也只是当古物而好奇地看看,没兴致借阅那天书一样的老书。老书们就蹲在这种老书柜里,静静地沉默。

想不到喜万隆这里还存着一个老柜子。幸好这种纯实木柜子十分结实,不然这么多书,不把柜子压垮才怪。他的手停在柜门左右两侧的两片半荷叶状黄铜拉手上,似乎在犹豫。

我在脑子里快速搜寻画面。那张泛黄的相片呈现眼前:六个女子,从左往右数,第二个。这左边第二个女子就是喜万隆的母亲。她应该是圆脸还是长脸形,刘海偏左还是偏右,露出白白的牙齿微笑还是抿嘴而笑?至于辫子嘛,六个女子都是长辫子,都是双辫子,这是那个时代西海固乡村女子的普遍打扮。至于这左边第二个女子是不是把右边的辫子抓在手里,我还真是记不清了。

为了从中找出喜进花,我曾经对相片苦苦观察过,一个一个地看。她们都十六七岁的样子,花样年华,都在笑,一个个都很高兴。我敢肯定那是她们从心底里流露的笑,是真正的喜悦,不像现在的孩子,动辄苦着一张脸,好像有无尽的烦恼。她们六个女子并排站立,只照了上半身。可能是照相师傅的技术有限,那半身照截取的比例严重不合适,从她们的大腿部位截取,去掉了下半身。虽然是半身照,但是所有人的裤子都能看到,是那个时代的粗布裤子,款式又宽又大。我反复观察后,锁定最右边一个女子是自己要找的。我昨夜还对着灯光细看过这女子的五官。想不到是左边第二个女子。说实话,现在我想不起左边第二个女子的具体面目,似乎她在笑,五官的轮廓就在眼前,却就是无法放大拉近了细看,更无法和喜万隆的五官神态一一契合。

我淡淡地笑:很漂亮啊,你妈年轻的时候。

这话肯定不会错,因为相片里六个女子的长相都差不多,用我们这个年代的审美标准来说,其实算不上漂亮,甚至土里土气。从发式到衣着,到站立的姿势,到面对镜头的姿态,都和那个年代惊人地契合,带着天真,透着浓浓的朴素,还有点傻里傻气。

喜万隆没接我的话茬。我也默然,我知道自己这马屁拍得实在是有些拙劣。喜万隆的手在黄铜荷叶上滞留片刻,轻轻拉开了柜门。他难道要主动借我那套《红楼梦》一看?但是,他从古书中间抽出一本。拿出来后,我才发现不是古书,是一个本子。本子很厚,却轻,似乎是早些年的纸张经过时间的过滤,把其中的水分榨干了。米黄色皮革封面,印着毛主席头像和一行字:为人民服务。

我接过本子,同时抬头看喜万隆,骤然撞上了一张新鲜逼真的男子脸。我的心忽然乱跳起来,不留意间,我们竟然离得这么近。近到我看到了他脸上细密的汗毛、浓黑的胡须包裹着的嘴,嘴唇竟然饱满鲜红。

你坐下看。喜万隆说,转身去倒水。

幸好喜万隆没有注意到我这一刻的窘迫。死妮子,你干什么啊?我悄悄骂自己,人家早就有家有室,是已婚男人。小女子就是春心萌动,也不能对着这么一个胡子拉碴的大汉胡思乱想,想作死还是咋的?不作死就不得死,苏郁玲你清醒点。半池刚刚漾起波澜的春水,被我恶狠狠地溺毙在萌芽状态。

是一个笔记本。我小心翼翼地翻开。抢庄龙虎,空白。第二页,有时间和姓名:1989年1月23日。老历腊月十六日。喜万隆。字体规整,一笔一画,透着认真,但也能看出一丝力道上的欠缺和稚嫩。

1989年?喜万隆如果真是1976年生人,那么1989年的时候,他应该是十三岁。十三岁。按照那时候乡村孩子入学年纪稍迟一点计算的话,十三岁的少年应该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五年级或者六年级,是到了能独自写日记,并且把日记保存起来的年纪了。我明白了,这应该是喜万隆的日记。之所以给我看这本日记,应该从这一时段开始,喜万隆知道母亲喜进花的故事了。他将在这本日记里,讲述一个少年心中对母亲的感知和记忆。

十三岁的少年,将写下什么样的文字?

我承认,这一刻我的心忽然很激动。一种将要揭开别人隐藏许久的秘密的那种心理,有点光明正大,却也不得不坦诚地承认,还有点窥探的窃喜。

日记的第三页,没有字,有一张画像。铅笔画,画面有些模糊。画在右边的纸上,左边的页面上也印着一个淡淡的铅痕面影。不用说,这是因为年代久远,铅痕脱落浸染的结果。画面上的一个女子,梳着一对辫子,麻花状的辫子,一根藏在脑后,一根越过肩膀,搭在前面。如果身体开始发育的话,这跟辫子应该就落在如花苞般微微鼓起的少女乳房之上。右手抓着辫子,目光望着前方,微微含笑。虽然面容模糊,但是那笑容真切饱满。

我心头怦然一动:这,不正是喜万隆刚才说的相片上左边第二个女子吗?喜进花。

十三岁的少年喜万隆,把母亲喜进花画在了自己日记本的扉页。这说明了什么?表达着什么?还需要多问吗?

喜万隆双手捧着一杯水,他没有用待客常用的一次性纸杯,水盛在一个卡通图案的敞口白瓷杯里,水面徐徐冒着热气。一张脸被水汽隔开,定定望着我。我想说点什么,嗓子里涩涩的,找不到合适的话。我竟然觉得手有千斤重,慢慢地翻到了日记本的第四页。

意外的是,日记本第四页也不是文字,同样是一幅画。铅笔画。画中是一位女子,麻花双辫,右边辫子压着花苞般发育的少女乳房。女子面带微笑,笑容深情,笑容恒久,似乎在注视着眼前的人。这一幅画要比前一幅画清晰,笔法也娴熟,但差异也只是一点点。看得出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手笔,而且不是经过培训班学画练习,只是一个乡村孩子独自在那里所做的笨拙至极的描摹。

下面应该是文字部分了。我翻动纸页,硬硬的乳黄色纸张在指尖凝滞。我注意到这种20世纪80年代印制的笔记本,每一页右下角的乳黄色纸上的淡绿色横线末尾,印有一朵小小的花。五个花瓣,梅花还是桃花杏花?都不像,都相似。淡雅,温馨。无声的点缀,使一张纸平添了一份生命存在的气息。目光久久在页尾踟蹰,我不知道在担忧什么,忽然觉得心在膨胀,火辣辣地,湿漉漉地,眼眶发紧酸涩,双手酸困。十三岁的少年,把什么样的沉重和伤痛用画作定格其中。三十多年后的汉子,又把什么样的难忘和心思捧给了我?心间有微微的懊悔,也许,我就不该答应。

一个洁白的影子,鸽子一样滑落,一片水花裹着热气四散。我听不到白瓷碎落在瓷砖地上的脆响,只感到心如失控的鼓点一样狂乱擂响。

喜万隆将我紧紧揽进怀里,我的上半身贴着他的胸膛。他的手劲真大,似乎要把我一直按进他的胸膛深处。可是他的胸怀怎么就这么宽阔深广呢,像一片茫茫的海。我像一叶孤舟,在海面上行走。我挣扎啊挣扎,用力啊用力,可就是走不到尽头。我想就这样沉落下去吧,一直沉落,永远都不要到达尽头。

日记本落在床上。杯子碎在地上。门是敞开的,窗户也亮着。我很怕,怕有人此刻路过门口看见这一幕。可我又盼望时间能够定格,将这一刻无限拉长,让这样的拥抱恒久。迷迷糊糊中,我觉得自己在做梦。

5

老火老婆在门口拣韭菜,门帘打起半边,她能看到外面的院子。院子里的人,也能看到她的半个身子。

办公室没活儿。我心烦,凑过去给老火老婆帮忙。两个人坐在小马扎上,一边闲聊,一边信手择着一根一根碧绿的韭菜。她拣得一心一意,我却心不在焉,抓一根韭菜,连叶带秆拆分,分解成一把零碎,再抓第二根。

老火在套间里。电视声音很大,动画片正演得如火如荼。不见两个孙子捣蛋,是被动画片吸引住了。大白天的,套间里亮着灯。炉子在里面,外面只有一个俗称扯炉子的通炕。这种炕,炉盘和炕连在一起,外面烧火做饭,烟火窜进炕肚子,既做饭又能取暖,是早年流行的一种取暖方式,节省煤炭。也有弊端,排风不利的时候,容易打倒烟,煤烟中毒率比炉子高得多,打死人不稀罕,所以现在这种炕大多淘汰了。

我知道老火家这炕炉子是个摆设,根本没烧炭。炕上铺的是双人电褥子,炉盘里卧着一盘几千瓦的大电炉子,平时盖上炉盖子,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这事在大院里不是秘密,大家当笑话传播。说是曾经有人想不通,为何老火屋里那么暖,寒冬腊月敢穿线衣,还时不时打起门帘子通风。有人无意中掀开炕炉子,才揭开了秘密。反正是公家的电,干部免费用,乡政府统一买单,老火两口子占这个便宜毫不手软。

老火老婆脱了外衣,只穿毛衣。我穿着羽绒服,一会儿就冒汗了。我透过套间门望那个躺在沙发上的头顶谢了一片的老火。老火好色,据说年轻时没少祸害乡村妇女,就连灶上的厨师也和他有一腿。初次听到这个好像半公开的秘闻,我和小姚小闪笑成一片。因为老火和谁好我们都信,和厨师好,打死我们都不信。厨师的相貌如何可以忽略不计,只是那臃肿的身材,不知道男人看了怎么想,反正我心里发潮。那胸脯、肚子和屁股,真是只有多年的乡政府灶房才有能力供养得起。

我偷偷看老火老婆,闲闲地散漫地想,她知道自己男人的风流行径吗?为此闹过吗?伤心过吗?老火的风流对象不仅仅是厨师,早些年收缴公粮,搞计划生育,他只要下乡进村,就会闹出点和风流寡妇搭界的花边新闻。据说老火一半的工资,为相好的买了脂粉。上次我们下乡,大家在车里开玩笑说,所谓的村村都有丈母娘,用在老火身上最形象。现在的老火已经洗心革面了,还是依旧偷腥?这个农村妇女,当初嫁给端着一碗公家饭的老火,是幸运还是不幸?从她现在的衣着看,她还保持着农村妇女的本色。从她一双粗大糙肿的手看,也是吃了不少苦。看脸上可以想象,她年轻的时候也就是最普通的长相吧。陪着老火走到五十多岁,她走得艰辛吗?

上次的雪在对面的花园里还有残留,有人把雪扫起来堆在松柏树下,如今还没完全消融。一个人影在远处走过,雪青色羽绒服,牛仔裤,脚步轻捷,背影熟悉。我忽然心头撞鹿。同时恍然明白,为什么这几天我干啥都提不起神,老是思想抛锚,心里莫名失落,好像把什么丢了。神经紧紧绷着,我总是担忧有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要发生,但分明又在暗暗盼望着真能发生点什么。看到他,我就知道自己这般纠结究竟是为了什么。

闲闲地把一根韭菜撕扯,撕成几段,还不停,直到扯得更碎。寒冬韭菜贵,老火老婆看了肯定心疼。我不管这一茬。我懒懒地装作无意地,提到了喜万隆。

小喜啊?老火老婆笑了,笑容欢实,但也有点清淡地说,小喜那娃么,说起来是个好娃。她忽然看了我一眼。我心头一惊,赶紧低头,装出啥都不懂的嘴脸。好像我是路人甲,老火老婆说的这个人是路人乙,我们没什么关系,我只是无聊闲谈时无意中扯到了他。老火老婆将目光移开。凭感觉,我知道她没有起疑。老火两口子都是老陕,说话腔口硬,给我的感觉是说家常也在吵架。但从这淡淡的口气里,我也捕捉到了一丝欢喜。说到喜万隆的时候,老火老婆是欢喜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喜万隆这人不错。

老火老婆话不多,但是爱憎分明,这些日子的交往,我已经知道这个女人的脾气。她说好的人,那肯定就是好,至少脾气和顺,为人正派,怎么都能划拨到好人一边;她撇嘴角的人,那肯定是色鬼赌棍,或者地痞流氓,或者人里的油子,借钱不还,贪图便宜,还常干别的坏事。

娃是可怜娃,老火老婆主动说,没妈么,碎碎的就成了孤儿,是他外na抓大的。唉,这娃也算是争气,考上大学咧,今儿个也有咧工作。可是你不知道,这娃心思不好……

我呆呆地听着。一捆韭菜快要拣完了。那些拣过的韭菜摊在眼前,像一池碧水,在我眼前晃荡。老陕方言里的外na,这个na字我不知道怎么写,听音是四声,发声干脆凌厉,应该是外祖母吧。喜万隆说过,他是在外奶奶家长大的。可是,心思不好,又是什么意思?

喜万隆的话在耳边徐徐道来:我没有见过父母,在我五岁之前,我不知道人活在世上是有父母的,我一直以为我就是外奶奶生出来的。有一回,我和舅家的娃娃耍,我们打架了。比我大两岁的姑舅哥,指着我的鼻尖说我是野娃娃,叫我滚回自己家去。我哪里肯信,哭着去问外奶奶。她老人家搂着我,告诉我不要听别人满嘴胡说,我是她生出来的,她的家就是我的家。但是,你知道吗?有些事情很奇怪。如果说五岁之前的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黑屋子里,我不知道外面有光亮,我把黑暗当作世界的全部,我也就从不想去看外面的光亮。可那次事件像有人把窗户推开了一道缝儿,光透进来了,我的眼睛看到了光。我怎么还能继续安心在黑暗里待着呢?我开始想方设法找窗子找门,我渴望找到光亮,我想弄清真相。你知道吗?半年之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当时我听到我们的呼吸声在窒息一般的空间里一起一落地回旋。我们抱在一起。我的耳朵贴在他左边胸口,我听到一颗男人的心脏在跳荡,一起一落,有力,惊险,激荡人心,充满诱惑,像巨大的瀑布在万丈悬崖上倾泻而下,冲撞着无比巨大的石头。有一种渴望,我不敢流露,但是在心间真实地膨胀。我想一件件脱光自己的衣衫,跳进这漫天瀑布,让万丈白练携裹我,席卷我,吞没我,撕扯我,粉碎我。我渴望赤裸裸地在这其中沉落,沉落。我渴望一直沉落下去,哪怕就这样坠入万丈深渊,就这样粉身碎骨,我也愿意。那一刻我觉得十分心疼他。十三岁开始为母亲画像的少年,五岁明白了人世的真相,那是怎样的打击和隐痛。他独自怎样面对这残酷的真相?又怎样在漫长的成长岁月里,消化这恒久的磨难和孤独?

我抬头望门外高处的天空,痴痴发呆。我回味那一刻我们抱在一起的余味,似乎有余温还残留在心口。现在他在别人嘴里被描述。这一刻,我像五岁的男孩一样,也惧怕着真相。

老火老婆拣完最后一束韭菜,长出一口气。她不急于淘洗韭菜。她硕大的屁股压得马扎变了形。老火老婆说,娃是个好娃。她忽然有些愤愤地说,不吃烟,不喝酒,不耍钱,不胡日鬼捣棒槌,就是心思不好!

我一脸的淡定。我的心却高高地悬起。

吃不吃烟,喝不喝酒,耍不耍钱,是这里的回族衡量一个男人好与坏的基本标准。烟酒是不允许的;耍钱,就是赌博,赌博败家,古来不是好事。至于胡日鬼捣棒槌,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包括了方方面面,也可以用在某一件事情上。反正胡日鬼捣棒槌的人和事,肯定不是好人和好事。

老火老婆嘴里的喜万隆,居然样样不沾,这么看来,似乎是完美的人。可是心思不好,究竟何解?心思不好,我反复琢磨这用词。什么意思,似乎有点用词不当,也不好理解。可是从老火老婆嘴里冒出来,浓郁的老陕口音,却又让这用词具备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似乎这样用词是正确恰当的。是不是指婚姻?既然本人品性没问题,那么能让别人提起来感叹惋惜的,就只有婚姻大事了。他老婆没工作?是母老虎?不能生育?或者,正在闹离婚?

我眼前显出那间办公室,那张单人床,那纤尘不染的四壁和地面,那一尘不染的床铺,那豆腐块一样的被子。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女人勤快又干净,是持家的高手。可是,这一切和我有关系吗?一毛钱的关系都扯不上。我何苦给自己找不自在。他,包括他的记忆和忧伤,自有他生命里的女人去分担,我何苦一头扎进去?难道我能挽救一个人的苦难?真是自不量力。只是一瞬间,我的心情一落千丈,糟糕至极。我真是糊涂,明知道结果,却还是放任了自己。这么下去,我只会把自己给毁了。心头有微微的悲凉,就算那一刻近到互相听到了心跳,但是我半句都没有多问,他个人的情况,包括年纪、家庭、婚姻和子女。

我站起身准备走。老火老婆还沉浸在自己的感慨里:我看着娃挺好么,是个好娃么,咋就是说不上媳妇呢?这一耽搁,就四十岁过咧。老火老婆的语气忽然温和起来:你不知道,我见他的时节,他还是个小伙子。大家都争着抢着给他说媳妇,说一个不成,说一个不成。说了那么多,就是一个都不成。

我不走了,怔怔地看着老火老婆。

唉,说到底,怪娃自个,也怪他命不好。他家里那个情况,把娃害咧么!老火老婆抖着韭菜说,那样家庭出来的娃,说到底,和别人家不一样。老火老婆一个劲地摇头。

老火忽然出来,到门口一扬脖子,一口浓痰欢快地飞射出去。我看到花园里残留的雪,顿时脏了一坨。你们在说小喜啊?这时,众所周知的老色鬼老火插嘴了,笑眯眯地说,要我说啊,这个怂脑子有病哩,多攒劲的女子他最后都看不上,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好,总是能挑出毛病。要我说嘛,就是皇宫里的娘娘,也不是十全十美!老火说完,进屋去了。

这老怂,胡吣哩!老火老婆说,不过话说回来,理端着哩。女人么,能过日子能生娃,就成,不知道他要个咋样的!

我笑着告辞,心里思谋那个怂字,这里的人口头常用的一个字,骂人的时候用,开玩笑的时候说,甚至有时候大人喊自家娃娃的时候也随口就来,带着溺爱。怂人,怂娃,老怂,碎怂,灵活搭配。老火说喜万隆是怂娃,他老婆又随口骂他老怂,常听他张口喊孙子碎怂。哈哈,这生动、有趣、形象且富有创造力的方言词汇,真是饱饱地蕴含了民间智慧。

我碎步走在回去的路上,高跟靴子在乡政府红砖地上发出清脆的咯噔声。迎面的风清爽凛冽,好清新啊,深深呼吸,感觉堵在胸口的一团雾瞬间散光了。我觉得老火老婆很好很好,真是个好女人好大嫂啊。喜万隆竟然把自己耽搁到了四十岁,你可真是啊,那么多女子你竟然没谈成,是人家看不上你,还是你看不上人家?你究竟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啊?

只要哥哥你耐心地等待哟,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哪首歌里这么唱来着,歌词有点意思啊。

6

冶家汆面馆,成为我们约会的据点。

每次都很简单,两碗生汆面、一小碟腌酸菜。现在我已经知道这小菜不要钱,是免费送的。面端上来,喜万隆挖一勺子油泼辣子,我也挖一勺子。我渐渐没了最初的矜持。喜万隆会伸筷子把我碗里的辣椒夹掉一些,说是女孩子家,吃那么多辣子干啥?刺激肠胃,会落下胃病的,对皮肤也不好。喜万隆的语气看似严厉,但我知道那严厉下面掩盖着一种呵护。我再伸筷子从他碗里夹那疙瘩辣椒,夹散了,但我嘴上不饶:难道你就不怕辣出病?

他咧嘴一笑,再剜一些辣椒大口地吃,辣得吸溜吸溜的,却眉眼里全是笑。看得出,他是真心喜欢辣椒。

我心里有点小郁闷,怪不得我们会好上,仅仅是吃辣椒这一项,就是最大的共同爱好。难道不是这样吗?辣椒和最平凡普通的一日三餐紧密相连,顿顿头对头地吃辣椒,闻着彼此身体里的辣椒味,还有什么理由抗拒和反感呢?说实话,我的依赖感越来越强烈。我三十岁之前一直活得像个特立独行不需要人照顾的女汉子,现在我喜欢每顿饭前打一个电话,在电话里娇滴滴地说,喂,万隆,我们去哪儿吃?喜万隆很配合,朗声回答:汆面吧,上午吃的食堂,下午我们吃汆面。

我们的交往从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到逐步公开并肩出门吃饭,然后一起沿着小街散步;溜达完了,又并肩返回。有一次风大,我穿得单薄,风一过,身子像落叶一样随风摆。喜万隆很自然地挽起我的胳膊,紧紧地夹在他臂膀下。厚重的身子替我当着风寒,一路把我护送回宿舍。巧不巧?老火老婆开门泼水,瞅见了我们风中大鸟护小鸟,身子紧紧偎依的一幕。

夜里,我借着灯光看那张相片。左边第二个女子,喜进花,不管我什么时候拿起来看,她都和她的同伴们笑脸相迎,目光清澈地看着我。喜进花因为微笑,眉梢、眼角和嘴角都呈现微微上翘的姿态。

百无聊赖,我在喜进花脸上寻找喜万隆的影子。我已经看清了喜万隆的长相,国字脸,浓眉大眼,高鼻子,小嘴,嘴唇鲜红。刚才分别的时候,我们拥抱了一下。我试探着摸了摸那胡子,胡子微带卷曲,像一大把乱蓬蓬的蒿草,营造了一片葱茏景象,把下巴嘴唇都给包裹起来了。近距离打量,他真的不老,长相和四十岁的年龄是相符的。初次见面给人五十岁大叔的错觉,都是这把大胡子惹的祸。为什么不刮掉?我没问。我知道有些事不能急,也没有急的必要,假以时日,彼此什么秘密都不再是秘密,还是慢慢来吧。我知道急吼吼刨根问底的女人不可爱,再说我们只是在谈,有些东西还在培养阶段。我们不是谁的谁,我不想做那样没水平的事。

我知道自己纠结的不是区区一把胡子,是老火两口子的那番话。那老两口真是老得不可爱,给人老奸巨猾的感觉,说话不通透,含含糊糊,说一半留一半,还不如不说呢。可偏偏是那些欲言又止的半截话,在我心里生了根。起草文件的时候,给领导送会议通知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和喜万隆肩并肩走路的时候,面对喜进花相片的时候,我都一不小心就走神,陷入一种怪异状态,心思虚虚的,飘得很远,担忧,烦躁。

喜万隆,他四十岁之前没少处对象,听那意思,一个接一个谈,可为什么最后一个都没成?诚如老火所说,是他看不上人家?一个看不上,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呢?不是一个一个走马灯一样换嘛,难道都看不上?是因为长相,因为品行,还是因为别的?难道十个里面就没有一个长相漂亮的?就没有一个擅长针线茶饭的?就没有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喜万隆是1976年出生的,参加工作就开始说媳妇,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据我所知,那个年月的女孩子还没有被社会娇惯出贪财贪色贪吃贪喝好穿好戴追求精致享受的坏毛病,基本保持着吃苦耐劳朴素无华的品质。就算是念过书有工作的女性,也要比现在的女子务实得多。被介绍给喜万隆的女子,应该各方面的都有,包括有工作的,没工作的。按老火老婆的说法,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喜万隆,长相说得过去,就算从如今四十岁了还残留的风度看,当时二十郎当岁的他应该算得上风度翩翩,又没有吃喝嫖赌的恶习。那么,他在女子那里不抢手,似乎说不过去。如此说来,难道真的是他太挑了,看不上身边的女子,看不上乡政府大院的同事们介绍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女儿侄女侄孙女外甥女等等,也没看上同学和同学的同学的同学。他谁都没看上,一晃荡奔四了,把自己硬生生地给耽搁了。如果真是这样,我倒欣慰,甚至有点小得意。我竟然从一开始就隐隐地盼望,是喜万隆没看上她们,那么多或丑或美或高或矮的适龄姑娘,他一个都没看上。他就是这么超尘脱俗、与众不同。他视众女子如尘土。要是反过来说,是别人一个个都没看上他,我难以接受。我宁可他是个花言巧语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也不希望他是个所有女人都看不上的老实疙瘩。这是什么样奇怪的心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眼前的喜万隆,看上去还算靠谱,至少要比我大学期间相处的男孩子都靠谱,比我做教师的时候找我的一个娘娘腔也让我觉得坦荡。既然是过去式,为什么不能潇洒地摇摇头就过去?可是我还是在意的。在意什么?想求证什么?想知道什么真相?我说不清楚。不明确,不明朗,混沌,迷惑。所以我纠结,所以我挣扎。

我伸手摸索,那个年代的相片,没有经过压塑处理,放置时间长了,品相已经不再完好,下边沿有细碎的裂痕。画面是常见的西海固山区初夏风光,因为在这四季分明的地方,只有夏季苜蓿才能长半人高,并开出满山满洼的花儿。一面山坡,向着远处延伸,分割出一片片梯田,田里种着苜蓿。她们的下半身被截取在镜头之外,但是裤子四周环绕着点点片片绿意,细碎的紫花挑在绿叶绿枝之上。花儿甘愿陪衬,环拱着六个妙龄女子。因为这份心甘情愿的陪衬,那一年的那一茬苜蓿,就这样永远留在了一张相片里。要不是这样,我又怎能知道我尚未来到人间的某一年,苜蓿曾经这样深情地碧绿过。

我用自己的想象,一遍遍给这黑白画面上色。

母亲打来电话,嘘寒问暖一番后,叹一口气,出现了短暂的停顿。知母莫若女,都这些年了,我还能不知道她老人家的心思?这一次没等母亲开口,我抢在前面告诉她,我有对象了,开始谈了。我能感到母亲是怎样的惊喜交加,连手机里传过来的电磁波都在颤抖。母亲马上抛出了一串连环问题:真的有了?谁?叫啥名字?哪里人?有工作吗?长得咋样?脾气咋样?多大了?家里都啥人?母亲是农村妇女,我家一直靠种田过活。母亲还保留着一个农村妇女择婿的标准,一部分是为女儿考虑,毕竟是要一辈子在一起的人,不敢马虎;一部分是为大家考虑,男方的家世如何,牵扯到以后父母常来常往走亲家的事情,所以也在意这一点。母亲没有问这女婿存款多少?有房子吗?有车吗?家在县城吗?在母亲朴素的见识里,只要这个男人愿意和自己的女儿结婚,愿意把这个让母亲发愁的大龄女儿变成一个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的女人就行。听母亲激动的声音,她真是恨不得给这个独具慧眼的好男人深深鞠躬,说一个赛俩目以表谢意。

我没像平时那样,说起婚姻大事就马上要挂电话逃避。我说,妈,他人很好,还是个小领导(文化中心主任,这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头衔,算领导吗?我窃笑)。要不我带回家给你看看?母亲欢喜得感赞了一声,就没声音了。我猜想她老人家一定是喜极而泣,抱着电话抹眼泪去了。我说,妈,妈,说好了,这周末我给你把人领回去。母亲估计是擦了一把老泪,说,女子啊,抓紧点,今年冬天就把婚结了。我说,妈你放心,这回牢靠,跑不了。

挂了电话,我看相片里的喜进花。喜进花一直看着我,微笑的目光似乎含着一种深意。我愣愣地盯着她看,慢慢地感觉这少女的面容在一点点扩张、涣散、漂移、游离,最后满脸皱纹,头发雪白,腰身也出现了佝偻。喜进花看着我笑,似乎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喜万隆,真的牢靠吗?真的跑不了吗?真的是我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吗?谁能告诉我一个明确的答案?为了让母亲高兴,我竟然头脑一热就脱口说出了结婚这样的大事,可谁能知道,这是我的一厢情愿呢?喜万隆真的愿意和我谈婚论嫁吗?那么多女子都没看上,会看上我?凭什么?因为四十岁大龄狗急跳墙,还是遇上了真心喜欢的?我会是他的真爱?我对着镜子看自己。镜子里显出一张凄然苦笑的脸。

女人活在这世上啊,不管身为工人干部富二代官二代文青还是教师公务员甚至明星,不管你品貌如何出众赛过貂蝉昭君,都不能把自己耽搁到朱颜黯然、嫩草泛黄,越往后越没市场,真的比被挑剩的残次品还掉价。嫁了吧,无论如何,逮住喜万隆这棵树先把绳子挂上去再说,不找这棵树,还能找哪棵树去?我都已经过三十岁了,真不敢指望有三十岁以下的男人在等着我,成就花好月圆的美事。

我终究没勇气跟喜万隆说出带他回娘家见亲人的想法,小九九盘算了几十个来回,越盘算越没底气。我知道自己战胜不了心底最后残留的那点自尊。我近乎固执地认为,这种事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先由一个女孩挑破了提出。我提出来,让人家怎么看我,迫不及待了是不是?都自己跳出来赤膊上阵了是不是?我抹不开这层脸皮啊。

母亲等不见准女婿上门,干脆自己找来了。村里有人开农用车来街市上磨面赶集,母亲不顾远路颠簸,一路扒拉着农用车风尘仆仆地来了。

很巧,母亲找到我宿舍,喜万隆也在。

喜万隆的表现很出乎我意料,也让我说不出的感动。他毫不生疏,也不拿捏。他看出我们是母女。他见了我母亲的面就说赛俩目,张嘴就喊姨娘,喊得很顺,毫无生疏感。可第一眼的时候,我母亲肯定被准女婿那圈汹涌的胡须吓了一跳,也可能把他当成了五十岁的大叔,但是她老人家毕竟是生活的风雨里的过来人,眼睛雪亮,很快接受了喜万隆这个人,包括他那与年龄不相称的黑胡圈。

母亲乐呵呵地走了。我想,同一天当中,两件让我头疼的大事得以顺利解决,大半归功于喜万隆。首先,当着母亲的面,他明确表态了,他要娶我,我们很快就结婚;其次,母亲之所以那么愉快地接受了比我大八岁的老青年,都是喜万隆表现得好,一口一个姨娘,端茶倒水嘘寒问暖,那份殷勤和诚实劲儿,连我这个亲女儿都嫉妒。

夜里,我慢慢看那本1989年的日记本。不是我预想的日记本,里面一个字都没有,一张一张全是画,铅笔画,画的是同一个人,同一张面孔,同一个姿势,同样的发型和衣着。每一张米黄色纸页上,画着一个喜进花。为什么不写上时间呢?我深感遗憾。我问过喜万隆。

写上时间,我就能够依据不同的时间,推断喜万隆作画时的年龄,然后根据年龄推断他当时的内心状态。孩提时烂漫无知。少年时略懂忧伤。青春期孤独和叛逆。大学以及大学以后逐步趋于开朗。每个人活在世上,大致都要经历这样的生理和心理历程。喜万隆的回答模棱两可,只是点了点头,允许我可以把本子带回去慢慢看,但是不能给别人看,也不要弄丢了。

我数了数,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一共画了四十九个喜进花。我看着末尾那一张,看得出最后还有一张,只是被撕掉了。是空白页才撕掉,还是画了后撕掉的?如果画了,是不满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才撕掉的?我怔怔地看一会儿,又觉得纠缠于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实际意义。我又一张一张看画。每一个喜进花的母本都是那张相片中的喜进花。从第一个到第四十九个,全部都是。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好冷。我抬头看外面,夜色浓黑。乡政府院里夜宿的人不多,幸好我斜对面是老火两口子,前面是厨师。老火家的电视还在演,声音一阵一阵透进窗户。

我拨喜万隆的电话,拿着电话的手在颤抖,我不知道自己要跟这个人说什么,这么夜深了找他什么事。电话嘟嘟嘟地响着,像一颗失落的心,在寂寞地跳动。我后悔打这个电话。从交往到现在,我们没在彼此的房间留宿过。说实话,不是我多么坚守自己这具身子,而是他从来都没有提出过这类要求。他像个迂腐的古代书生,不管我们夜谈到多晚,他最后都起身告辞,彬彬有礼,丝毫没有唐突的意思。这一刻我忽然有点恨,恨他。为什么恨,我不知道,也不愿细细去想。恨就是恨,说不清道不明,根本没道理可讲。

我感觉喜进花的面孔搬到日记本里,用铅笔一笔一画勾勒呈现出来,刚开始是模糊的,渐渐地明晰。少年始终没有经过专业美术训练的画技,在一次次重复当中,无师自通地获得进步。刚开始是信笔涂鸦,后来有点素描的味道了。他画得很笨,一点都不知道技巧。他一笔一画地涂抹着,把相片里那个女子搬到日记本中,没有时间注释。无从推想他是集中一段时间画出,还是慢慢地一点一点所画?我感觉应该属于后者,画了好多年,十几年,二十几年,直到遇上我,他才完成了画作?越往后翻,画面越阴沉。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以为灯泡亮度不够,是不是老火家又增大了电炉子瓦数?好像不是。我把台灯搬到枕边,雪白的光影里,淡黄的纸页显出一种奇异的洁白。灯光漂白了它们。纸上的女子,从相片的六个女子中被提取出来,孤零零地落在纸上,两边的姐妹不见了,身后漫山的苜蓿不见了,她像个没有伙伴没有依靠的影子,孤零零地落在一片印着淡绿色格子的米黄色上。她的形象要比相片中孤单,甚至有那么一丝狰狞。

我按住了嘴,心在狂跳。确实,是狰狞。她在狰狞地望着我。明明她是笑着的,笑容真实而烂漫,但是也有点拘谨,是乡村孩子面对镜头时,不由自主地会有的紧张。我至今讨厌那些对着镜头摆出各种姿势,或者上大餐一样早就摆好甜美笑容等待按下快门的人。我觉得一个人的本真,正是体现在这略带羞涩和紧张的表情里。十来岁的花季少女,不知道自己要呈献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抿着嘴,傻傻地怯怯地微笑。一切尽在这微微一笑里。

喜家湾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农村,山里,不通公路。我们小时候赶集,靠步行。喜万隆给我的答案很简洁。

漫山洼的苜蓿绽开一大片海洋般的紫色花朵。阳光晴好。一个走村串户脖子里挂着照相机的精明小商贩,他的出现像一道新鲜的风,带来了山外世界的某种东西,也撩拨了少女们骚动的心弦。谁不爱美,谁不想在最美的夏季以花开为景,把自己装进花开的记忆里去?于是六个关系极好的姐妹,互相招呼,手拉手站到了一片绿苜蓿当中。她们中如今已经有四个人不在人世,一个生孩子难产,一个农用车翻倒出事,一个去年肝硬化去世。其中最早也是最年轻就去世的,正是喜进花,当时二十一岁。要是活着,应该是满脸皱纹、子孙满堂的奶奶辈了。喜万隆如是陈述。

我把相片夹在日记本当中,看了看手机。喜万隆没有给我回过话来。我关机入睡。蒙眬中有伤感,有失落,有些说不清楚的情愫隐隐地在心里翻涌。

7

喜家湾比我想象的要难走。

嘉陵摩托车出了乡政府,出了街道,沿着一条乡级公路疾驰。我全副武装,头戴大头盔,衣服外面套了喜万隆的一件长皮衣,腿上绑一对护膝。依我的性格,不用这么护理,骑个摩托车嘛,有啥可怕?我又不是没骑过。喜万隆不容我推辞,他亲手给我穿戴。带着男人味儿的皮衣裹上身子,我就不想挣扎了,觉得挺好。被一个男人这样精心照顾,还有什么理由拒绝?福气来了,敞怀纳福吧,哪有拒之门外的道理。太刻意,就矫情了不是?喜万隆自己却是家常打扮,只是戴了头盔,手上套了对大棉手套。

我们跨上坐骑,出发,去喜家湾。

我这丑媳妇,要被带去见公婆喽。但是我的欢呼,还是被我硬生生地吞咽进肚子。喜家湾是喜万隆的外祖家,这个在外祖家长大的孩子,要办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了,所以他说得回去一趟,给长辈说一声。喜万隆口中的长辈,自然不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这些他都没有,他的长辈是外祖母和几房舅舅舅母。

不买点啥吗?我提醒。意思是我头一回去,空脚扎手不好看。没必要。他的声音从头盔里传出,闷闷的。我也变得闷闷的,刚才高涨起来的情绪,好像被人当头扇了一巴掌,把兴头给扇回去了。头回见面,不带东西,合适吗?我在心里嘀咕,嘴里却懒懒的,什么都不想说。

沉默中,我静静听着风声混合着老式嘉陵摩托车的巨大嘶号。我裹紧皮大衣,把身子紧紧蜷缩在喜万隆身后。幸亏这具身子足够壮实,微胖的身板像一堵墙替我挡掉了当头大风,不然这风劲瞬间把我刺个对穿。为什么不买辆别的摩托车,豪爵也不错啊。这老式嘉陵摩托车声音大不说,还特别耗油。我想问,还是算了,隔着头盔,说话不便。我就这么靠着这结实的后背,一路前行,也是一种幸福。

天气不错,几乎没风。但是摩托车用飞驰的速度搅动了空气,撕裂了空气周围稀薄脆弱的平衡,瞬间就翻搅激荡起巨大的漩涡,带起一股疾风。风冰凉透骨,紧贴着摩托车追赶。

好像有十万大军在身后追杀。刀光剑影,声势震天。我们在风上飞驰。我一阵一阵地恍惚,感觉不到是摩托车,而是一架能飞的什么器物,正载着我们飞翔。我们被空气托浮起来了。空气被摩擦,被点燃,被激怒,被撕碎。我身后一定有无数声音在追赶,在呼喊,要抓住我们,要撕扯我们。要和我们一起羽化乘风。要和我们一起地老天荒。

我想到了喜进花。四十九个喜进花,一张一张画在纸上,目光清澈地望着世界。喜万隆是一口气画完的,某个夜里,他情难自已,情绪奔涌,就着油灯的光照一口气画完了四十九张。他把从小积蓄在内心的郁闷一口气发泄了出来,一笔一笔,浸透无尽思念。不,不是。不是一口气画出来的,是一年一年,慢慢地画出来的。每一年的腊月十六,喜进花遇害的日子,他就看着那张唯一的遗照,把母亲从照片里搬到日记本里,搬进心里,让一笔一画化作思念的雨滴,滋润少年心田里疯长的思念之草。

还有这辆破嘉陵摩托车带来的疾驰,我明白了,喜万隆为什么独爱摩托车。骑着摩托车疯狂地奔驰,借着速度和大风奔赴一场死亡,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像一笔一画地画像一样,画像属于夜晚,疾驰属于白昼。一动一静,都是排遣的手段,都是诉说的方式。

我紧紧地抱着这具身子,我竟然有种要陪喜万隆地老天荒的渴望。我两眼干涩、发酸、冒火、湿润。我要嫁给这个人,我要和他天天在一起。我要给他生一大堆儿女。我要像疼爱孩子一样疼爱这个男人。

我不知道这样疾行了多久,车速毫无过渡地骤减。在震天的颠簸中,摩托车拐上了一条铺满沙子的小路,看样子是村道。车速柔和多了,但是道路越来越难走。爬一道陡坡的时候,摩托车像发怒的公牛一样号叫着,我能感到喜万隆的手拧着油门,在不停地给油,给到了最大极限。这种路,也就适合摩托车和农用车行走,换了小汽车,马力小的话挣死都爬不上去。爬完坡接着是几道连环大转弯,长带子一样的山路,紧紧贴着山洼劈挖出来。路势随山势,山转路转,山直路缓,山弯路紧。我怕自己掉下去,一直抱着喜万隆的腰,胳膊早就僵直得没感觉了。

喜万隆忽然扭头,掀起头盔下面的出气孔,说,看到了吗?那个山湾就是,喜家湾。我目测了一下,不远了。再打量这个隐藏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庄,民居已经能看到了。

我忽然想到一事,问喜万隆:学校呢?你小时候在哪儿念的书?早过了,喜万隆深深呼吸,扭头冲来路点头,说,就是那道最陡的山坡子下面,和村部挨着。

我深呼吸,压制惊讶,其实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山里娃娃不都这样?我那时候念小学不也得每天走读?只是这喜万隆要从家里去学校,也太远了点。粗略看过去,走一个单趟也有七八里路,还那么陡。每天来来去去的,靠一双腿,辛苦是可想而知的。我不甘心,继续追问:小学五年都在那儿念?喜万隆再次掀起头盔:嗯,初中开始住校,在县回中。

转了一个缓坡,摩托车在一个麦场里停下。

喜万隆把头盔取下挂在把手上。我爱美,不愿意以这副变形金刚似的装扮去见人,就卸掉所有的防护装置,抖抖鞋面上的土,跟着喜万隆进门。

常见的农家院子,几间土坯房,房子陈旧,很有些年代了。我注意到屋顶上是灰苍苍的老式蓝瓦,屋檐下露出的椽子上挂满陈年蛛网和水痕。台阶用水泥漫了,但是很潦草,显得漫不经心。屋子里倒是干净,看得出持家的女人是勤快人。老式桌子,大炕,进门摆一对大沙发。沙发旁边安一盘烤箱。

一个男人站在烤箱边,炕上的被窝里爬起一个女人,女人赶紧整理歪斜的头巾。回来了?男人说。嗯。喜万隆闷声答,说了个赛俩目,又给炕上的女人说了一个。场面有点冷清。

男人在沙发上坐了。喜万隆双手抱住烤箱的炉火筒子,一边取暖,一边嘴里发出嘶嘶的吸气声。我有点内疚,这一路上,喜万隆真是冻得够呛。

居然没人让我坐,可我也不能总是棍子一样戳着。烤箱边有个小木凳,我自己照顾自己,在凳子上坐下。屋子里有微微的煤烟味,像一个幽灵在悄悄回旋。我抬头顺着炉筒子看,看到高处的哨眼留着个小洞,这下放心了。要不然这屋子夜里关了门后,会煤烟中毒的。

这是小苏,喜万隆说,奇怪的是他不看对面的男人,也不看炕上的女人,就像对着空气说话,我们要结婚了。喜万隆僵硬的语调忽然松弛下来,我听到他长长出了一口气,好像把一个沉重的秘密终于公之于众。

我真是惭愧,不管如何都应该带点东西来,这是起码的礼数。两对目光射向我,好像我是个聚光的器物,吸引了这两个人的目光。被这样赤裸裸地瞅着,我感觉不自在,难为情,就低下头。我还感觉到,这一男一女看向我的目光不够友善。

气氛阴沉沉的,谁都不说话。炉盖子上的铝壶发出丝儿丝儿的鸣叫,壶嘴口一缕热气,幽幽地飘升。我感觉自己一脚踏进了一个怪异的环境,不敢贸然说话。早知这样,我就不来这喜家湾了,这不是让人活受罪吗?

喜万隆不是带我见长辈吗?外祖母呢,这又是谁家呢?

屋顶的布顶棚看样子有些年头了,尘烟熏染,又黑又暗,依稀看得出是那种地摊上成堆扯的化纤布,三五块钱一米。墙上挂着一个很大的相窗子,里面密密麻麻贴满相片。我眼睛近视,这么远只看到相片里有人,影影绰绰的,都长什么样,我看不清。相窗子旁边贴着一大片贴画。

我低头沉思,一分一秒地挨着这艰难的时刻。难道是没有带礼物,他们不高兴,还是什么原因?一杯水冒着热气递到我面前,抬头看,那炕上的女人不知何时溜下来,给我倒了水。我赶紧站起来,双手接水,冲她笑笑。

我做饭去。女人说。嘴里这么说,人却并没有走,站在烤箱边,一边烤火,一边专心看我。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值得这么反复地看。微微的气恼在心里滋生,难道是嫌我长得一般般,他们就这样不高兴?我生得普通,算不上美女,要不然也不会耽搁到现在。可我们之间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我又没哭着喊着非得嫁给你家。我知道自己的面孔慢慢地僵硬了,说实话,我也是家里娇生惯养的,这样的冷遇还从未遇到过。

半老的男人忽然很重地吸一口气:啥都没有,这婚咋结?我们的话你不听,不知道存钱,现在猛啦啦地说要结婚,要不我明儿拉着卖牛去!女人的脸抽搐了一下。羊也卖了,连圈抬了算了!男人又说。

喜万隆似乎这会儿才暖过来,把手从铁皮筒子上取下,没吭声。

牛羊都卖了,拿啥耕地?你穷日子不过了?女人忽然开口,嗓门要比男人亮豁得多。女人抬手揉揉眼窝:就是帮凑,也不能我们一家,都是当舅舅的,叫老二老三都卖牛去,凭啥我们一家子当大头?女人越说越气,似乎有一口气一直憋着,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泄气的出口,她就要把这浊气都吐出来才痛快:两岁的时节领回来,要吃要喝要穿,缝缝补补,头疼脑热,生疮害病,就差没把我们搓磨死!后头又念书,零花整花年年都是一疙瘩钱。几十年来我们都受了,现在也该到他们出一股子血的时节了!我看到女人的嘴角泛着一层白沫。

男人对女人这番话深有同感,梗着脖子点头:对着哩,对着哩,当年我念着就一个老妹子,老妹子留下的一点骨血,耶题目么,遭罪得很。我是大舅舅,我不撑头管,没人管,就领回来抓养了这些年。现在娶媳妇是大事,你这辈子也就这一件大事。你结了婚成了家,我们一匹心也能放下了,妹子和大、娘在后世也能安然了。

我轻轻抿一口水,水甜丝丝的,带着一股山泉水的清甜。喜家湾人吃的是泉水,喜万隆给我讲童年往事时讲到过。喜万隆说他小时候很调皮,骑着毛驴赶着羊群,在山泉里脱光了耍水。在喜万隆的讲述中,他的童年时光寂静又幸福,虽然有时候冻点饿点,但那是那个年代西海固山村孩子都在经历的生活,是整体生活水平低下造成的。

可是,真的像喜万隆说的那样幸福温暖?我听出来了,这苍老的男子是喜万隆的大舅舅,女人自然是大舅母了。这对老夫妻陈述喜万隆从两岁到如今的过程,我从他们的语气里,听出了大舅舅的无奈、大舅母的厌烦。还有,外祖母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喜万隆只告诉我,外祖父是他上初一的时候口唤的。喜万隆的回忆里,外祖父出现的频次不高,不到必须出现的时候,一般是缺席的。那个反复出现的给予他呵护和温暖的角色,总是外祖母。我还曾经嘲弄他,一个男孩子,为什么那么依恋外祖母呢?现在我隐隐明白了,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从一开始,大舅舅和大舅母对凭空多出来的一张嘴,能好到哪儿去呢?尤其大舅母,只能是十二分地嫌恶。要知道那时候的人家都是多子女,拖累大,日子困难,再多出一个和自己的孩子争抢吃穿的外来孤儿,这孩子的境遇,是可以想象的。而且,从眼前这屋子看,这家人的家境至今还是相当困难的。喜万隆参加工作十多年,为什么不给家里改善条件?他至今住着单位宿舍,没房没车,他的工资都哪儿去了?

我仰头看喜万隆,忽然觉得这个人我了解得并不多。就算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可我对他真的了解了吗?我怔怔地发呆,自己是不是有些轻率了?我们在一起,说得最多的,就是往事。喜家湾,外祖母,童年的喜进花,童年的喜万隆,艰难的求学经历。对于成年后的喜万隆从参加工作到现在的具体情况,我没有多问,他也不愿意提及。我们像绕开一个水潭一样,不着痕迹地绕开那个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的区域。

喜万隆有三个舅舅,这三个舅舅只有一个妹妹,就是喜进花。喜万隆的回忆里,舅舅们对女孩时代的喜进花很好,宠爱得不得了。喜进花出事后,这份疼爱,自然而然地移到了妹妹的遗孤身上。难道喜万隆对我说的都是假话?他颠倒了事实,用一个完全和事实相反的景象回避了一个孤儿寄人篱下的成长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眼前这气氛,又哪里来?看他们之间的样子,没有长年累月的积淀,一朝一夕是不会孕育出这种氛围的。喜万隆为什么要跟我撒谎?难道是个虚伪的人?可从交往以来的处处细节观察,他挺坦诚啊。

喜万隆掺热水洗了小净,从抽屉里摸个白帽戴上,冲我笑笑:我去给外奶奶上个坟,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外祖母果然去世了,他却是第一次亲口跟我说。我们在一起说过那么多往事,往事里的外祖母都是活着的。外祖母倾尽所能地爱护着外孙子。眼前的现实是外祖母已经不在世上了。我默默坐着。男人上坟,女人一般不用去,这个我从小就懂得。大舅舅跟着去了。

门帘连续晃动,眼前又冒出来两个男人,身后尾巴一样紧跟着两个女人。从长相看,我便知道这两位是大舅舅的亲兄弟,二舅舅三舅舅,那两个女人看年龄应该是二舅母三舅母。

我又一次做了聚光的容器,几双目光全聚拢过来,恨不能把我从外到里看个对穿。都是喜万隆这王八蛋,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也不会来的。

舅母中最年轻的那个拉起了我的手,应该是三舅母。三舅母年轻时肯定是个美人,即便现在鬓角堆满了皱纹,笑起来还是眉眼生动,声音也和婉,摸了摸我的手,细声细气地说真是个好娃娃,跟了我家隆子,就是我家一口人,以后好好儿过日子,舅母这匹心就放下了。然后,抬手抹眼泪:娃娃啊,隆子是个苦命娃,你可得好好儿对他。我点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这番话应该由喜万隆的外祖母跟我说,却被这个小舅母说了出来。不管怎么说,我的心里有了一丝暖意,以后真的要对喜万隆好,至少不辜负这殷切的托付。

暖意还没有升华为感动,他们已经开始吵架了。越吵越厉害。争吵的内容一开始就很明朗。二舅舅说,大哥说得好,家家都卖牛凑钱,凭什么?当时是谁不顾死活把个没人要的拖累领回来的?三舅舅在地上转了半圈,脸红红地说,大哥有善心,爱做好人,就叫他一个人好人做到底。隆子结婚的钱他一个人拿,凭什么给我们分摊?大舅母屁股上着了火,呼一声跳起来,声音里拖着哭腔:你们说这话就不亏心吗?是你们大家的妹子,是你们大家的外甥,凭啥我们一直受拖累?他那么小就领了回来,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我从我家娃娃的嘴里省下饭菜喂大了他。困难的时节,你们一个个都在哪里?现在还要叫我们一家出钱,我这就一绳子吊死去!她说到做到,就往门外跑,被三舅母拉住了。

场面比电影还热闹。我冷眼旁观,一阵悲凉在心头翻滚。这就是喜万隆的喜家湾亲人,这就是呵护他成长的那群人。从他们斤斤计较的言语里我不难猜想,过去的成长历程中,孤独的少年吞咽了多少苦难,遭受了多少白眼。为什么,喜万隆从来没有跟我提过半句?只是今天出发前不买任何东西的举动,才让我感到不合情理。现在我知道了,这其实很合情理,这样的几位舅舅舅母,不给他们买东西也罢,什么都不买也说得过去。要是他们这样对待我,我连回来一趟都懒得。

现在,他们都吵着不愿意卖牛。因为卖牛是为了给喜万隆凑钱,凑钱是因为我们要结婚。可是为什么要他们凑钱?喜万隆自己没有结婚的钱吗?我没要房子车子,连最基本的金首饰我也决定象征性地买点就可以,用不着那么奢侈。但彩礼钱我说了不算,我娘家养我这么大,仅仅供养我上大学就花了不少钱,好歹得让父母落几个辛苦费吧。现在的通行彩礼价是五万,算上办喜事花费,没有七八万这婚没法结。难道喜万隆连这笔钱都拿不出?他的钱都哪儿去了?工作十多年,就算大手大脚花,常年吃馆子,也还是会攒下一笔的吧。我无声地摇头苦笑,喜万隆这个人,我真的难以看清楚。

我注意到喜万隆的舅舅舅母们,穿戴都很普通,家常衣裳甚至显得破烂。除了小舅母蹬一双短皮靴,其余人都是布鞋。冬天了,布底鞋其实挺冷。再看看几张染满风尘的面孔,我心里一阵难受。这都是些被生活反复蹂躏的人,看得出他们的日子都不富裕,现在要他们出一笔钱,而这钱又不是为自己的儿子办喜事,说实话,换了我也不会痛快。

局面变得复杂了,大舅母的话惹恼了老二老三和他们的女人。大家乱纷纷指责不在现场的大哥。我知道了,当初喜进花死后,两岁的喜万隆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是老大出头把孩子领了回来,等于为他自家的生活埋下一个烦恼无尽的炸弹,这些年为了这孩子的吃穿用度,他没少受老婆苛责;两个弟弟怕麻烦找上自己,早就言明谁揽承的麻烦谁解决,谁拉的屎谁擦屁股。现在大舅母提出让大家分摊费用,两个弟弟想继续置身事外,大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我觉得头大了不止一圈,喜万隆居然有这么个家庭背景,以后我还能指望有清净日子过?回去就分手吧,婚还没结,悬崖勒马还来得及。可是,父母那里我怎么交代?他们都已经兴冲冲地为我筹备上了。还有,错过了喜万隆这个大龄老青年,我还能找到和自己相当的未婚男人吗?再找只能是二婚了。在喜万隆和二婚之间,我需要选择吗?

门哗啦一声开了,前头走进大舅舅,后面紧跟喜万隆。

大舅舅笑呵呵的。我发现这老头笑起来模样挺可爱,一张泛红的圆脸显得憨态十足,我顿时想起金庸笔下的周伯通。吃惊的不止我一个,一屋子吵闹顿时冻结。什么情况?出门上坟时候还愁眉苦脸,怎么一趟坟上回来就变了个人,难道这老头在老娘坟头上捡到了金疙瘩?喜万隆还是老样子,给几个舅舅舅母挨个说一圈赛俩目,然后抱住炉筒子暖手。

大舅舅摆手让大舅母快端馍馍来,快泡茶来,又乐呵呵地说做饭吃,外甥媳妇来这半天了,还没吃一口热的呢。大舅母被大舅舅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给转晕了,黑着一张瘦脸从抽匣里往出端碟子。

大舅舅看一眼喜万隆,又看看自己的弟弟弟媳妇们:隆子跟我说实话了,结婚的钱不用我们出一分,他早攒够了,这些年的工资都攒起来了。喜事就在集市上的大饭馆里办,又体面,又轻省,我们啥心都不用操,到时候领上全家老小去凑红火就成。

我们吃了大舅母做的一顿家常面。回去的路上,我们沉默着,只有破旧的摩托车消音效果很差的金属管子里,放屁一样滚出一串串的呜呜声,在风里响彻。

婚礼上,我顶着乡街理发馆做的新娘发型参加婚礼。理发馆师傅手艺粗陋,发型高高翘着,有些狰狞,缺乏新娘该有的妩媚。我心情低落,被一种奇怪的情绪一路往下坠,总是提不起来。好像本来喜兴的心情,被这个难看的鸡冠头给破坏了。其实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我清楚自己的心病在哪里。喜万隆牵了我的手,从娶亲的车里牵出来,一路引进清味苑餐厅。

餐厅今天被我们承包了办喜宴。我们在这里招待贺喜的单位同事,还有他的同学和我的同学,送亲的娘家人,喜家湾的人,一共包了十一桌。我在人群里看到了喜万隆的大舅舅。我左看右看,人群里只有这老头一个人,他一张脸笑眯眯的,看得出是真心为喜万隆高兴。我示意喜万隆快过去招呼。喜万隆却一扭头,装作没看到。

婚礼由喜万隆的一个同学主持,因为不专业,主持得漏洞百出,说几句就断了,结结巴巴,连续冷场。需要长辈在场,这一回大舅舅被请到了台上。他没有料到自己会被揪出来推到大众面前,顿时一张脸红透了,搓着手,一个劲地傻笑。喜万隆不笑,一张脸不像新郎该有的脸,黑得像一片铁。让给长辈说赛俩目的时候,喜万隆对着大舅舅说了,但是什么都没有称呼。喜宴结束,大家都散了,娘家人也坐着车走了。大舅舅没走,他挤到我们身边,在衣兜里摸索,摸出一沓子钱,递给喜万隆:这是舅舅给你的,你留着慢慢花。现在成家了,你就是大人了。以前哪怕是四十岁,在舅舅眼里还总是个娃娃,现在彻底是大人了。好好对你媳妇,好好过日子,想你外奶奶了,就来喜家湾给上个坟。

大舅舅个头矮,说话不利索,听得出这段话他一定打过腹稿的,说得还是不利索,说完已经冒了一头汗。他用袖子揩了汗,冲我们点点头,出门走了。

我说,大舅舅不是已经在账簿子上搭过情了吗,为啥又给?你也能拿?喜万隆捏着钱,怔怔地,不看钱,只看我。喜万隆忽然说,除了这老实疙瘩,他们都没来!一个都没来,我终究不是他们的亲骨肉啊。我不知道咋劝慰,但我知道了喜万隆今天不给大舅舅好脸色的原因。大舅舅不容易啊。我在心里叹息。

洞房设在喜万隆办公室兼宿舍。经过厨师和老火老婆布置,屋顶简单地挂了两道拉花,正面墙上贴了个大大的塑料喜字,床边斜贴一幅喜得贵子的年画,画中一对双胞胎小子咧着肉嘟嘟的小嘴傻笑,这一切好歹是营造出了一点新婚的喜庆气氛。

我今天撑着脸给所有人笑,一路笑下来,两颊的肌肉都酸了。我对着镜子卸妆,先把拙劣的鸡冠头一把把拆散,然后对着窗户看。暮色在外面落下来,尽管我不愿意承认,但是一丝悲凉还是随着冷清,一点点渗透了心壁。这样的婚礼,实在是太过潦草简陋了。家具几乎没添置,还是喜万隆原来使用的脸盆架、脸盆和水桶。我把自己的一些日常梳洗用品搬过来了。床上是我母亲买的陪嫁,大红太空被、大红毯子、大红枕头枕巾。我看着这层层叠加的嫣红,还是心酸。我就这样嫁了,马马虎虎、迷迷糊糊、简简单单地嫁了。我一辈子的大事,就这样交代了。尽管我亲口跟喜万隆说,我看重的是人,只要你喜万隆这个男人对我好,愿意宠我一辈子,喜事将凑些是可以的。那些用钱堆砌出来的繁华只是表象,我在意的是表象背后的实质。可我发现这一刻我还是伤心的,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我对不起自己。对于女人来说,关键时刻的表象,哪怕明明知道是白烧钱营造的华而不实的假象,我也是在意的。我其实和所有女人一样,这一点我不能免俗。

躺在红艳艳的被窝里,我赤裸着自己,身边响着喜万隆的鼾声。我觉得灯光下的大红色一点都不喜庆,相反怎么这么庸俗呢?好像用什么血液浸染出来的,我甚至能闻到一股陈旧的腥味。喜万隆刮了胡子,可见他是看重今天这个日子,看重我这个人的。刮掉胡子的喜万隆,至少年轻了十岁。娶亲的时候,当他一身新衣出现在我娘家门口,母亲看清楚这就是她那个一脸胡子圈的老女婿,高兴得眉开眼笑,跑到我跟前隔着一层红盖头叮嘱我,一定好好过日子。我用小拇指刮着喜万隆没有胡须的下巴,这下巴光洁白净,皮肉下能看到隐隐藏着的胡子茬。睡梦中的他竟然有几分唇红齿白。我细细玩味着这张面孔,鼻子眼睛嘴唇下巴脸型,搭配在一起像一个人,像谁呢?我不知道,但绝对像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喜万隆本人,是另外的一个什么人。

我知道喜万隆在他外祖母的坟头上完坟后,告诉愁得要死的大舅舅,他不会再拖累舅舅,结婚的钱他自己出,不能让舅舅们卖牛卖羊。他是有积蓄的,工作这些年,存了一笔款。大舅舅被这突然的喜讯欢喜傻了,望着坟头流泪,这可是卸下了他心头一块大石头啊。之后我问过喜万隆:你真的攒了一笔钱?是不是一笔巨款呢,我们在县城买房子吧。我是以玩笑的口吻说的。我不愿意自己像那些只盯着钱的女人一样庸俗。我要留给喜万隆一个不爱钱不在意物质的脱俗印象,多年的文青身份,别的毛病没有,我硬是培养了一身藐视铜臭的本事。

喜万隆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让我看,上面写着婚事所有的花费,说,你不用管,钱的事有我。我想他果然有存款。这个男人,看似沉默,一副对生活不怎么在意的态度,却原来早就做足了准备。我想,就踏踏实实跟着他过日子吧。

我的手在喜万隆脸上画圈圈,画着画着,心头一亮。对了,我知道喜万隆长得像谁了,像喜进花。我觉也不睡了,跳下去搬来日记本,抽出老相片,将眼前的喜万隆和相片里的喜进花作对比。不知是当年那位走村串户的照相师傅技术实在臭,还是摄影设备太过简陋,相片的颜色严重失真,尤其身后那漫山洼的苜蓿,全部蒙着一层奇异的虚白,就算黑白照无法呈现苜蓿碧绿的本色,至少应该是黑色和灰色,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白色,这分明像画技拙劣的孩子在画纸上洒错了颜料。喜进花的衣衫本身是什么色已经难以深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和苜蓿一样的白色。抓在喜进花手里的右边辫子,辫梢上也绑着一段白色的头绳。六个女子,只有喜进花浮动在一团虚虚的白色里。我忽然觉得这白色是那么阴郁。它似乎是真实存在的,但细细打量的时候,又给人感觉在虚虚地浮动,似乎这种白色本身并不存在,只是眼睛临时出现的幻象。我揉揉眼睛,不甘心,再翻看喜万隆给我的日记本。厚厚一沓铅笔画像,四十九张喜进花,一幅又一幅在纸页上安静地注视着时间流逝和人事变迁。每一张喜进花都笼罩在一团虚浮的苍白下。

喜万隆他捕捉到了这种虚浮,并且呈现在画作中。一张一张又一张,他这样重复和坚持,难道就是为了捕捉这一抹可能并不存在的虚浮?他的方式,有点变态。我被这突兀的念头吓了一跳。很快我发现这念头其实早就藏在心里了,细细想,喜万隆的方式确实是有一些固执在里面。说严重点,固执其实就是一种轻微的变态。

相片里的大片白色在眼前扩大再扩大,高处的天空和云朵,低处的山洼,阳光下微笑的女子,都淡去了,模糊了,只有大片苍白在浮凸,在拉近,在扭曲,在变幻,湿漉漉的,似有大片的洪水正在汹涌而下,把整幅画面淹没。然后继续滚滚而下,把我也给卷走。不用再作辨认,我已经知道,喜万隆和喜进花的相像不是八九分,而是整整十分。太像了。十六七岁的少女,五官刚刚摆开,眉梢眼角含着不知人间忧虑的微笑,笑容是那么云淡风轻。微微的羞涩中,一刹那间绽开的舒展,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四十岁的中年男人,鬓角嘴角都有了细密的鱼纹,那把大胡子常年遮掩了秘密。一旦清除了这种遮蔽,这秘密就一览无余。少女和中年男人之间,中间只是隔了三十多年的跨度,其实他们的长相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喜万隆之所以年纪轻轻就蓄起胡须,还故意蓄得那么狰狞,是为了遮掩一个秘密。他不想让所有见过喜进花的人,见到他的时候一次次惊叹,感叹他们之间的酷似。他不想伤疤被一次次揭开。伤口好不容易愈合结痂,却要承受一次次的绽裂,新鲜的血液再次沿着干硬的疤痕流淌。那些做出伤害的人却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他们依旧过自己的人生,他们不曾设身处地地想过,一个人要忘掉心头的创伤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喜万隆睡得很甜,睡相像个孩子。他抱着肚子,头从枕头上滚落,嘴角流出一串亮闪闪的涎水。我合上相片,灭了灯。我把喜万隆抱在怀里,他流着涎水的下巴搁在我双乳之间。我说,你经历了多少苦难,你愿意告诉我的部分,我全部收在心里;你不愿回首去看的,我也能用我的天赋去想象。没有父母的孤儿,要在舅母苛责打骂下一天天度过日子,那时候的你是怎样地孤单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在你身边?为什么我不是你的姐姐或者妹妹,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一起。我们在寒冬的长夜里紧紧拥抱,我们在年复一年的日子里相伴成长。我们一起面对残酷和磨难。我为你分担。

蜜月在新房里度过,七天婚假,我哪都不想去。我们关上门过日子。每晚相爱过后,我们抱在一起。喜万隆讲故事,我听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喜进花,那位没活着见到外孙媳妇的外祖母嘴里的喜进花,从童年时候说起,到长到豆蔻年华,到出嫁王疙瘩,到喜得贵子头胎生了喜万隆,到中途婚变闹离婚,到最后命丧野外。喜万隆讲述的时候,我的脸就贴在他心口。我留心过,他始终很平静,呼吸平稳,心跳正常。他的声音缓缓的,稳稳的。有时候我听着听着困了,恍惚中有种错觉,这个男人讲述的故事的主人公不是自己父母,而是别人的故事。只有别人的故事,他才能这样冷静。他越是这样,我就越是心疼。我为这个四十岁的男人心疼,为那个二十一岁就离开世界的年轻女子心疼,也为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心疼。我紧紧地靠近他,他的肋骨一根一根抵着我的身子,我都能感觉到这种肋骨的膈,硌出了隐隐的疼痛。这疼痛是隐秘的,是欢快的,是辛酸的,是幸福的。这就是幸福吗?是基于深深同情之上的怜悯,还是从内心深处的怜爱?我不知道,我是那么沉溺这感觉,我把它当作幸福紧紧地抱在怀里。

我说,万隆,我想看小人书,我想看你所有的藏书。喜万隆紧紧地箍着我说,都给你,包括我这个人,一切都是你的。我想,这就是海誓山盟吧,这就是不分彼此吧,这就是要一辈子在一起相濡以沫吧。我悄悄落泪,这一定是幸福的泪,至少其中含着一种叫作幸福的成分。我不让他感到我的泪,泪水悄悄地在脸上蒸发。我看见窗外的黑夜在门玻璃上望着我。

打开书柜的时候,我发现喜万隆交给我的钥匙里少了一把。我打开了最顶层、中间层,我看到了那些精心保存的连环画,还有世界名著。我发现其实最下面还有一层,只是前面有铁皮柜子挡着,需要蹲下来才能发现。我发现了,就好奇,想打开看看。这个最狭窄的门里,藏的又是哪些图书?喜万隆顺着我的手指看,看到我的手指的是老书柜的最下面。我注意到喜万隆愣了一下,接着扭过头刷牙,满嘴的泡沫像幻影一样在眼前膨胀破灭。我说,不嘛,我就是要看看。不管是锁着啥好书,珍本还是孤本,还是哪位名家的签名本,反正我都要亲眼看看嘛。

喜万隆坚持刷完了牙,洗脸洗头,对着镜子润脸。我从身后抱住他的腰,瞅着镜子里还算英俊的男子:你该刮胡子了,这么快就冒出一层,夜里扎得人家脸蛋疼。他甩掉了我。

尽管这动作很轻,但我毫无防备,还是被摔倒了。我身子一软,撞在了脸盆架子上。半盆残水被撞翻,我脸上火辣辣地疼。喜万隆轻轻拉起我,我对着镜子看,左眉骨破了,幸好伤口很小,只是出了点血。对不起。这是我们相识以来,喜万隆第一次跟我道歉。

那书柜最下面那一层里藏着什么书?我的好奇心像虫子,在阴湿的土壤里滋生,迅速长大,一天天蠕动,竟然弄得我十分不安。有几次他不在家,我试着用别的钥匙开,也用铁丝捅。一把巴掌大的黄铜锁沉甸甸地挂在那里,根本打不开。

喜万隆,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都是夫妻了,你还有书藏着不给我看?夫妇一体,连身体和财产都是共有的,都在共享,为什么要对我还有所保留?夜里,我们赤裸着身子纠缠成一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候,我会蓦然想起那把大锁。它已经不是一把普通的锁子,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不愿意去想它,却还是忍不住会想起它。

幸好婚假满了,我开始上班了。一头扎进琐碎繁忙的工作中,我竟然很快忘掉了那把黄铜大锁。

婚假结束之后几天,我从办公室回新房取手机充电器,到门口听到屋子里有人在吵架。

我疑惑:谁呀,跑我们屋里来骂人?难道是喜万隆在手机里跟谁争嘴?我应该推门进去,但举起的手忽然有点软,迟疑着就是落不下去。我看看自己脚上的软底鞋。婚礼那天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一整天,把脚伤着了,需要穿一段时间的软底鞋来保养。软底鞋走路无声,我都到门口了,屋子里的人还在吵。我看看左右没人,身子贴近门口,伸长耳朵注意听。这一刻我忽然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庸俗的妇人,和那些喜欢争风吃醋满嘴八卦的女人没什么区别。但我就是渴望听,我依稀觉得喜万隆是不是以前有什么桃色新闻一类的公案,这会儿结婚了,旧相好闹上门来了?

办公室的门很薄,根本不隔音。一个声音陡然提高了调门,钻进我耳朵:你明明说只是倒个手,这都两个月了。你不还本,利息总该按月清吧,你不能让我替你清利息吧?不是喜万隆。说话的人似乎在恳求了:我是看同学的面子才贷给你的,你说你到头来总不能害我啊。有人在喝水,咂得茶叶吱吱响。这个应该是喜万隆。我知道喜万隆的这个喜好,喝茶的时候喜欢顺着杯子边沿吸溜,发出很大的声响。说话的声音已经拖着哭腔了:问题是数目太大,要是一两万三五万的我都认了,我给你把烂窟窿补上,问题是现在窟窿这么大,你这是要逼我上吊啊?我还想继续往下听,喜万隆忽然咳嗽了,连续咳了三声。我赶紧往旁边躲,一直躲进楼道尽头的过道里。我知道他这是要吐痰了,而他爱干净,决不会把痰吐在屋里。果然,门开了,喜万隆抻长脖子把一口痰吐在楼道的水泥地上,伸脚踩住碾了碾,又进了门。

我慢慢走出来,走过楼道,下楼,走向政府院子。头顶上是大晴的天,阳光真诚地照耀,热烘烘的。我低头看,脚底下一个瘦瘦的影子像一缕忠诚的灵魂,在不离不弃地一直跟随着我。我抬脚去踩,踩到了影子的心脏部位,影子伸缩着躲避,但终究躲不开,被我踩到了。我不知道影子的心被脚步践踏疼不疼,影子不会说话。痛苦和欢乐,影子从来都不会说出来。我第一次有了心事。这是我和喜万隆新婚以来的第一次。我把自己听到的那番争吵在心里反复掰扯、连接、拼凑、推测、猜想,试图依靠零碎的片言只语还原出一个事件的真相。

我隐隐觉得有些事不会像我预想得那么美好。

不管喜万隆屋里是谁和谁争吵,不争的事实是,有人欠了钱,一笔贷款,比三五万还多的一笔款,能逼人上吊的一笔钱。有人贷款不还,有人在催款,当然,这背后还牵扯到同学情谊。究竟是谁,欠了谁?欠了多少?我隐隐觉得老火老婆那说了半截的话正在一点点浮出水面。

夜里,我搂着喜万隆的脖子说,亲爱的,对于我们以后的生活和人生,我想听听你长远的打算和规划。喜万隆的嘴巴忽然堵住了我。他吃蒜了,就算刷过牙,大蒜的余味还是散发出来。经过体温的发酵,这蒜味里有微微的恶臭。我有点恶心,这味道实在是不敢恭维。我从他的强吻里挣脱出来,喘着气坚持问我刚才的问题。我说,长远的打算,或者叫人生的规划,既然成立了家庭,就该为这个家庭的健康发展有个奋斗目标啊。喜万隆从鼻孔里喷出粗粗的气,胳膊紧紧地箍住我说,傻女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吧,胡思乱想啥呢?我不会亏待我老婆的。我甩着头固执地从他身下挣扎出来。我的声音带着火。我说,我们婚是结了,接下来肯定是生娃,买房子,供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大学,这辈子需要及早谋划的地方实在太多。有些事可以马虎,但是买房子是迫在眼前的大事啊,难道我们要在小宿舍里生娃过日子?说到最后我委屈了,声调微变,嗓子是扁的,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亲爱的,他发起新一轮冲击,狠狠地重重地亲着拥着疼爱着,我被这忽然涌上的冲动裹挟,身体跟着也热了。我脑子里迷迷糊糊的,一个声音在耳边说,你放心,房子会有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只要我们相爱,只要我们愿意过得幸福,我们终究会幸福的。我还是担忧,挣出一丝的声音:可是钱在哪里啊,我们有钱吗?他说,钱不是问题,钱有,我们不缺钱。他说得很肯定,很有力,这承诺就跟他的身子一样有力。

我迷迷糊糊地跟着喜万隆颠簸,在迷迷糊糊中开解自己。也许是我想多了,也许是有人在他办公室里在说别人的事情。我们是幸福的。他亲口承诺了,他会给我幸福的。

9

不知道是不是我嫁给了喜万隆的缘故,老火老婆对我变得特别好,看我一回宿舍就喊我过去聊天,有时候做了啥好吃的也送我一碗。看着我吃,她笑眯眯的。我受宠却不惊,装作憨憨的模样,笑嘻嘻地说,姨,再这么下去,喜万隆该骂我胖成猪了。

老火老婆笑得更欢实,说,小喜这娃不得对,女人嘛,就要胖点,大腔子,大沟子,才能生出大娃么。哎,你们结婚都一年多咧,你这肚子咋还不见大?目光在我胸脯和屁股上游离。要是过去我早面红耳赤了。现在结婚了,再这样就做作了。我厚着脸皮笑说,姨,我们先不要娃,我们都忙,哪有时间考虑生娃的事。老火老婆好像被这说法吓到了,呆了一呆,走了。

夜里在一起,我察觉到喜万隆光溜溜没戴避孕套,吓我一跳。我问他啥意思?喜万隆已经射完了,软软地溜出来,开灯擦拭。忙活完了,他才搂着我肩头说,我们都老大不小了,还是早点生娃吧。我直直地瞅着喜万隆,他洁白的下巴重新冒出一层胡子茬,又黑又密,气势汹汹。他不刮,说要重新留一把大胡子。现在这胡子已经成功包围下巴。他不看我,用手指捻着自己的下巴,好像要数一数胡子究竟有多少根。我说,万隆你开啥玩笑,再说你一个干部留一圈胡子,不怕领导说你?他说,胡子长得快,三五天不刮就一个黑胡圈儿,情况领导都知道。再说了,我不是见了领导尽量绕着走吗?就是怕挨说。

我们沉默,一时没什么有趣的话题可以继续讨论。

我们最近都不讲喜进花了。其实关于喜进花,喜万隆能讲述的实在有限。从外祖母和舅舅舅母们嘴里听来的那些陈年旧事,他在新婚那段日子里,几乎讲完了。同时,我们对这件事的热情,好像也大大减少了。我不再缠着问,喜万隆也就不会主动提起。就连把喜进花用文学方式写出来这件事,他也不提了。

我感受着一个男人把欢愉的果实留在身体深处的余味。据说他们像一群蝌蚪,在水里游啊游,逆流而上,要寻找那个可能存在的爱人。可我觉得更像是一尾鱼,只有一尾,大鱼,没有竞争对手,孤独地挣扎在枯萎的滩涂上。他携带着一个男人的忧伤,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寻找那个等待自己的女子。喜万隆之所以这么快改变主意,是不是和老火老婆有关?是老火老婆给他提了醒?老火老婆,我闷闷地想,忽然觉得我和枕畔这个人的关系,未必赶得上老火老婆那样知己。

我不喜欢再去老火房子里闲聊,没事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落下窗帘看书。老火老婆端着什么来了,敲门,我不出声。她在外头嘀咕说,刚才还在呢,咋这么快就走了。她走了。我抱着书喘气。我开始呕吐。我的鼻子比狗还灵敏,在办公室里闻到打印机里的油墨味恶心,闻到纸张里的草浆味恶心,闻到主任身上的汗腥味恶心;走在楼道里,闻到两边墙上被水冲刷后又补刷的涂料味恶心;走进喜万隆的房间,闻到一种洁净的味道,也恶心。我一犯恶心就想跟喜万隆撒气,是他害了我,他未经同意就把种子撒进我身体里。现在我变成这样,他怎么能置身事外没有责任呢?

灶房里的饭菜让我反胃。冶家汆面馆的汆面我也不想吃。喜万隆买了简单的锅灶,亲手给我做饭。做熟了端到枕边,一口一口喂我吃。我说,喜万隆,我们把娃打掉吧,我刚在办公室站稳脚跟,这么早有了孩子,我肯定受影响,弄不好我就被调出办公室了。调出来就是普通干部了,哪还有上进的机会?一般来说,乡镇的行政干部进步的机会,也就是某一阶段,错过了一时,有可能就是一辈子。

喜万隆把牛肉切成细碎的丁儿,和洋芋西红柿菠菜炒成臊子,给我做臊子面。可他做的哪里是臊子面,等吃到嘴里,面条泡得稀糊糊。我嚼一口,忍着再嚼下一口,嗓子深处一股腥热逆流上来。我念在喜万隆腰系围裙忙碌大半天的心意,强逼着自己往下咽。咽了三次,第四次泛上来,由最初的一口,变成了满满一大口,好像把胃里那些稀里糊涂的液体都给带出来了。我扑到脸盆上喷出一大口,接下来是搜肠刮肚地干呕,苦胆汁都要呕出来了。喜万隆的大手赶过来轻轻拍抚我后背,替我拿水涮口,递毛巾擦嘴,又忙忙把半盆子呕吐物端出去处理。他那么爱干净,却没有嫌弃我的意思,容忍了我一次又一次不讲道理的狂吐。这是个体贴温存的男人,应该是好丈夫。可他就是闭口不提那句话,他知道我在等那句话,可他就是不提。他好像在赎一种看不见的罪,跑前跑后干那些最细碎的活儿,用这种不断的重复来消磨我的耐心;更像一个任劳任怨的老好人,在打动一个就要变心的朋友。

夜里趁着两具身体热腾腾地搂在一起,我说,喜万隆,你就那么想要娃?咱再往后推推行吗?等我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再要娃好吗?这一个娃,我连一点点准备都没有。你看我都这样了,啥都吃不下,吐出来的比吃下去的多得多,这样对胎儿发育也不好啊。喜万隆不说话,起身下地,却不开灯,就待在黑暗当中。我拼不过他这份耐心,爬起来看。视野蒙眬中,我看到他坐在窗口桌子前。窗外仓灰的夜色透进来,我只能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坐在那里发呆。

我吃不下饭,整个人变得虚飘飘的,脑子里供氧不足,稍微一动就全身冒汗,就连头发都汗津津的。伸手摸一把,手心里却没有汗,连一丝潮意都没有。我重新躺下,扭过头望那个黑暗里的人影。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坚硬、生冷、固执、倔强。好像在跟谁赌气。好像在向谁祈求。好像要用这种自我折磨的方式感动什么。眼皮慢慢变得沉重,我撑不住了。我一点点阖上眼皮。我有个奇异的感觉,感觉到自己正在滑入一个深渊。我不知道这深渊有多深,有多黑,有多冷,有多孤单。我不想去想象。疲倦像水一样漫上来,席卷了我。我怀着一点点侥幸,心想先迈过这一步再说吧。

电话打断了我们的僵持。喜万隆喂了一声。喜万隆你个驴日的还活着啊?老子以为你早死了,在世界上消失了。你小子以为不接我电话就万事大吉了?我日你妈的,你就是死了我也要去另一个世界里把你揪出来。你害得老子就差上吊了。一个男人劈头就骂。喜万隆一把摁下了挂断键。接着关机。

黑暗重新包围了我们。我暂时忘了自己的难受,慢慢回味刚才这几乎要从手机里冲出来的喊叫。是个男人。那番话他早就准备得烂熟于心,电话一接通就迫不及待地连珠炮一样轰了出来。有这样打电话的吗?分明是在骂人。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对着喜万隆吼?难道喜万隆把他家孩子丢井里了,还是睡他老婆了?

睡吧。喜万隆已经摸上床来。人睡下了,却又觉得有必要给我解释一下:一个酒鬼,醉了满嘴喷粪呢,别在意。这样的电话已经追赶着他不是一回两回了,为此他换了几次号码。只要我去办公室,他就离开自己的房子,不知道去哪里游荡了,那样子有些鬼祟,在躲避着什么。我已经猜出个大概了。他欠着贷款,追债的人撵在屁股后面催账呢。我想过问这究竟是咋回事,可他不愿意让我知道。他不主动说,我就开不了口。我想的是,终有一天,他会跟我和盘托出的。我心想,至亲至近是夫妻,我们都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瞒着我?

这一夜,我们没有搂着入眠。

第二天,我睁开眼。已经出太阳了,薄尼龙窗帘遮不住,淡黄色的办公桌上落了一层光影。已经九点半了。屋子里没有熟悉的早餐味儿。不见喜万隆忙忙碌碌做早餐的身影,难道他去买包子稀饭了?我拖着软软的身子下床,坐在昨夜他坐过的椅子上,拉开一点点窗帘看外面。阳光多好啊,黄黄的,软软的,像一绺一绺的头发,像一道一道的清水,但是比头发细软,比清水锋利,刺穿玻璃,肃穆地照进来。我把手放在阳光下观察,手细瘦得可怜,手背上的脉管分外清晰,像一条条河流,纵横交错,重叠起伏,河道里水流在滑动,水是蓝色的,忧伤地往前滑动,证明着什么。

桌子上放着摊开的日记本。喜万隆画满他母亲头像的日记本。平时是锁起来的,他什么时候拿出来,难道是半夜?难道他对着日记本发了半夜呆?我慢慢翻开,扉页夹着那张相片,相片里的喜进花和她的姐妹们一起不知忧愁地笑着。日记本里的每一个喜进花,也都保持着忧伤的笑容。

我抱着日记本走向书柜。书柜开着。我把日记本放回喜万隆经常放的那个位置。关柜门的时候,我眼前一亮,一本书后面露出一抹黄铜色。那是什么?伸手进去摸,摸出来一把钥匙。没带任何锁扣和挂饰,孤零零的一把钥匙。老式扁平的钥匙,花棱形匙槽里有浅浅的磨痕。我举起来看,在那细细的匙槽里依稀看到了自己蜡黄的病容。我竖起耳朵听了听,耳边除了寂寞,没有任何声响。这个节点,乡政府大灶早就开过早饭了。今天不逢集,不然热闹的市声会随着风传进这深巷子来的。像初步上门走亲戚一样,钥匙带着些羞涩,它别别扭扭地,在黄铜锁眼上滑动,不愿意进去。我深呼吸,稳住自己,然后稳住锁子,钥匙稳稳地推进去。手习惯性地右转,一圈,还是一圈半,我在恍惚。咯吧,声音很脆。我一哆嗦,锁和钥匙同时落在怀里。一直深锁的书柜最底层,双扇柜门缓慢地洞开了。

一整张褐色牛皮纸,苫在大抽匣上面。是早年的那种牛皮纸,很粗,包书皮挺好。我慢慢地揭纸,屏住呼吸。什么书?肯定是古籍,不然不会这么珍藏。要么是收藏的老钱币老文物?我忽然心头一亮,激动得颤抖,十有八九是文物。喜万隆在文化站工作,前些年不是到处搞文物普查吗?是不是他假公济私,顺势给自己划拉了一些藏品?对,看来真是这样,不然他有什么理由藏得这么深沉呢?纸轻飘飘的,不怎么用力就揭开了。我没有看到书,也没有看到收藏古钱币的盒子和装载古文物的神秘物件,竟然只是一个锡箔纸缠裹的小包裹。锡箔纸是从烟盒上拆下来的,还带着烟味,裹成筒状,外面用白线绕起来。这个锡箔纸包裹,像什么呢?像一个包裹起来就要下葬的尸体。我不知道为何会有这古怪的念头。如果里面包裹着玉石呢?金条呢?马蹄银呢?金贵的东西,需要这样精细地包起来。

我捻起那个包裹看,有个木把露在外面。我抓住木把往出拉,拉出来,是一把刀子。我轻轻一笑,难道是一把古代的刀?却不像,刀身宽厚细长,钢水饱满,放久了会生锈。这种刀很常见,我娘家就有一把,平时不用,宰牛羊等大牲的时候,爷爷才拿出来磨,在青磨石上磨出一串浅浅的锈红。喜万隆啊,收藏什么不好?收藏一把不值钱的刀子!刀子两拃长三指宽,刀刃没什么特点,刀柄倒是漂亮,镶有一道花纹。刃口闪着亮闪闪的光。我在这刀刃上看到了自己,一张黄瘦得亡人一样的脸。我望着刀刃上的脸挤出一点笑。它也给我挤出一点笑。我把刀子握进手心里,又戳进袖筒里。刀子像个调皮的孩子,欢快地配合我做动作。有脚步声遥遥地从楼下传来。我赶紧苫纸、合柜门、上锁,把钥匙塞进书本空隙。

喜万隆推门进来,我已经坐在床头上,手里举着一面小镜子。我像个温良的古代女子,在一脸贤良地揽镜自照。喜万隆看我精神不错,他自己也高兴起来,举着手里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说,是不是有胃口了?小笼包子、黑米稀饭、热馒头、葱油饼、油圈圈、酥麻花,各样都买了,快来尝尝!一大片红的黄的白的黑的花的食物,以不同的姿态摆在我眼前,像一些残败的菊花。恶心感忽然泛上来,一大口热浪腥烘烘地冲到嗓门口,我低头往回去咽,喉头腥甜,好像有血丝掺在黏稠的胃液里。胃液泛上来再吞回去,像咽下了一团火,滚烫灼痛。我挤出一点虚弱的笑,说,万隆,我今儿好多了,想吃素包子和稀饭。

吃饭前我站在脸盆前洗手,手上蹭了铁锈,竟然很难洗。我反复搓手,恨不能揭下一层皮,同时鼻子里有一股铁锈味。我觉得大脑一阵虚幻,这不是铁锈味,而是血腥味。不,怎么会呢?我摇摇头,在心里说服自己。喜万隆过来搀扶,我草草擦了手,像个乖孩子一样坐过去吃饭。

吃完后,我回自己宿舍。走到宿舍门口,我终于对着花园子的矮砖墙吐了,把吃下去的包子稀饭吐了,把咽回去的胃液也吐了。我真不知道自己肚子里哪来这么多液体,一口一口吐个没完没了。老火老婆探头在门口看。我厌恶她,摇摇晃晃站起来回屋,关上门对着脸盆吐。我想,要是孩子化作一团模糊的血肉也吐出来就好了。我只要一低头,鼻腔里就有一股血味,好像血液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干燥,却保持着该有的腥味。接着我想到了刀子。那把刀子,藏在一个狭窄隐秘的空间里。那是什么意思?就算我不懂一点儿考古知识,就算我对刀具一窍不通,我也已经知道那不是收藏的古物,分明是现在的刀具。喜万隆收藏那把刀子做什么,是个人爱好?这爱好也太奇特了吧,收藏什么不好,偏偏收藏刀子。

喜万隆果然是个心思不好的人。老火老婆的话不是没根没据。一个神秘电话时刻追在屁股后面讨账,还有那把刀子锁在阴暗里。我作为他的枕边人,他能一直瞒着我,而且看样子还要一直瞒下去,这哪儿像正常夫妇该有的常态?

我的肚子固执地大起来,好像原本平坦的小肚子,偷偷变成了一块吸水的海绵,一天比一天变得膨胀、松软、辽阔,正在从一个小小的池子扩充为无垠的大海。我挣扎着去上班,据说成天面对电脑有辐射,我想有就有吧,最好生一个残疾儿出来,喜万隆就满意了。我在网上查阅婚姻法,一条一条细细地看。我在想,终有一天,我和喜万隆要在一个叫民事法庭的地方短兵相接。我需要提前查阅掌握,我想知道到时候我的胜算有多大。孕期、生产期、哺乳期,离婚的话,孩子会判给女方。那么我得把这孩子养到一岁断了奶,才适合起诉离婚。加上怀孕期,我还需要熬过将近两个年头的时间。我用了熬这个字眼。我有些悲哀地思量着这个字。确实是熬,一点都不夸张。每一天,每一夜,我都有种度日如年、心惊胆战的感觉。

我把宿舍打扫干净,开始在自己的宿舍里住。喜万隆不明白,哄我回去,我皱着鼻子说他屋子里有油漆味儿,我受不了。喜万隆也皱起鼻子,说粉墙都两年了,哪还有味儿,是不是怀孕的女人都这么敏感?我抱住喜万隆的腰,柔声撒娇说,要不我们暂时分开睡,反正现在特殊,睡在一起谁都难受。喜万隆不甘心,说自己一个人睡不着。

我们相持不下,老火老婆解了围。她端来一碗浆水面,说自己新做了浆水,想着怀娃的女人最馋酸了。我不愿意多看老火老婆和她手里的碗,但是鼻子不争气,一股清爽的酸香窜进鼻子,连续几十天来难以下咽而变得疲惫不堪的肠胃忽然苏醒了,饥饿感强烈袭来。我当着她的面一口气吃完了一碗面,连碗沿的葱花也舔了。老火老婆很满意,似乎很有面子,笑吟吟地告诉我们,这段时间最容易流产,不要一起睡,就是睡一个被窝也要忍,不该干的事千万不能干,万一压着伤着,到时候娃就流了。她扫一眼喜万隆,笑了:小苏还年轻,小喜你可是等着抱娃哩,你不敢再耽搁咧!比任何说教都管用,喜万隆乖孩子一样独自回去睡了。我却瞅着老火老婆肥肥的身影好半天回不过味。我想,我们怀孕生娃这事,凭什么这女人比我们两口子还上心?好像她就是喜万隆亲妈,而我肚子里怀着的,是她嫡亲的孙子。我心里忽然一阵反胃,想吐,蹲下了却没有吐。我扶着门框慢慢进屋,同时第一次发现,老火老婆说话怎么这么粗鲁直接,什么该干不该干的,人家小两口被窝里那点事,她竟然张嘴就说出来了,就不能委婉点啊。

有一天午休的时候,我大睁着眼睛望屋顶。乡政府的旧房子,屋顶还是老式顶棚,陈旧得掉土渣子。我在想自己的前途。我要在这里工作一辈子吗?要是有机会跳出去,是提拔做个副职呢,还是借调到县上某单位去?在基层工作,往上走的路线很多,一般来说要有人能给说上话。我娘家没人,祖辈务农,亲戚当中没有可以拉扯我一把的官员。喜万隆那边,我摇摇头,他比我还清苦。小姚已经调走了,去县交通局做秘书了。小闪埋头踏踏实实做他的秘书,他很受领导器重,提拔是迟早的事。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吧,一无靠山,二是没干多久就结婚怀孕,接着要坐月子请产假,这样一个女人,在领导眼里肯定已经没啥指望了。算了吧,我苦笑着摇头。可是这样老早就撤退,我甘心吗?我一圈圈摸着肚子。我知道自己不甘心。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不要放弃文学创作,决然地终止了一门爱好,这边也没落下什么好,我这是两头扑空的结局啊。是什么让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是婚姻,是怀孕?可是,自古以来,女人不都要走这一步吗?家庭、生育、延续后代,不是每一个女人的天职吗?如果不结婚,不生孩子,独身晃悠,过了四十岁,别人不说,那时候我自己就不会慌吗?就不会后悔吗?难道是嫁错了人,喜万隆对我不好,不够体贴,不供我吃穿,不能尽一个男人的责任,性生活不能满足我?我苦笑,摇头,望着黑乎乎的天花板,心里是空的。我不知道这空洞是什么时候塌陷出来的。它已经在那里了,黑乎乎地望着我,似乎在等我一头扎进去,万劫不复。

那把刀子,藏在暗处,是什么意思?预示着什么?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悲哀。这感觉像一张巨大的网,铺天盖地撒了下来。有人在收网,一步一步,一寸一寸,我终将陷入天罗地网,我终将困死其中。不,我不会束手就擒,我要挣扎,我要抗争。我不是喜进花和喜进花那个时代的女人,我不是目不识丁没有能力的乡村妇女。

喜进花?对,喜进花。我不能重蹈喜进花的覆辙。我得写喜进花,我要重拾爱好,用文学把喜进花的故事告诉世人。

喜进花安静地看着我。只要我闭上眼,她就出现了。她梳着一对麻花辫子,尽管摄影技术那么差,却还是难以抹杀她辫子的乌黑和油亮,有健康的光泽在每一个麻花扭曲的细节之间闪烁。她长着一张向日葵一样的脸盘,尽管现在流行的是千篇一律的锥子脸,这种圆盘脸算不上美女。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女人的审美还没有现在这么恶俗,还保持着该有的自然的健康,所以少女时代的喜进花应该算得上漂亮。她积极、阳光、健康,像一盘向着太阳幸福微笑的花盘。这样的生命,最后毁于一把刀子。留下这张相片的时候,喜进花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最后的人生结局吧。其实这世上,真的有几人能够预料自己最后的结局呢?包括我自己。那把刀子,会不会来自王疙瘩?王疙瘩这个叫王大山的男人,曾把它从背后戳进了自己女人的身体。而现在,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某一个神秘的黑夜里,有人也举着刀子,一步一步逼近我。

我从噩梦里惊醒过来,汗水湿透了脖子,枕巾也湿淋淋的。我开了灯靠墙坐着。我望着窗外的黑暗,一切安好,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可是我不敢睡,怕重新陷入噩梦。我摸着肚子说,孩子,不能等你出生了,我必须离婚,必须离开那个人,越往后拖,越危险,我不能拿我们母子的生命做赌注。一定离,马上,刻不容缓。

枕边躺着喜进花的相片。梦里我压皱了它,我慢慢把它抚平。相片里的喜进花望着我,目光安静。我也望着喜进花,看了很久。我从喜进花的目光里,看到了淡淡的悲凉。

10

我换完衣服接着换鞋,肚子大得像一座小山,连勾头系鞋带都很吃力,腿脚都出现了浮肿,像只丑陋的肥鸭子,叉着腿才能走动,走得歪歪扭扭。

这时候去王疙瘩,合适吗?喜万隆蹲下来,替我系鞋带。他的手指修长。结婚两年来,他没有发福,反倒明显地瘦了,身材修长,整个人有一种清爽的飘逸感。只是那圈胡子早就留起来了,黑麻麻一大圈,将细腻白嫩的下巴完全裹在乱草丛里。喜万隆现在又是五十岁大叔的相貌。我木然地看着他。鞋带系好,他扶我出门。我们在门口骑上了摩托车。

摩托车刚刚发动,老火老婆赶出来说,小喜你们去哪里?小苏哪敢坐摩托车啊,就不怕把娃给颠出来?喜万隆顿时犹豫,我轻轻地抱住他的腰说,走吧,别听一个老婆子瞎说,我才没那么娇气。我们出发了,喜万隆骑得很慢,我平平稳稳地坐着。其实我心里有一种期待,就是他能像上次回喜家湾一样快一样疯一样颠簸,最好把肚子里这块肉给颠出来,我也算是早日获得了解脱。我知道自己这心理够阴暗,但是我情不自禁地要去想,我甚至设想从王家疙瘩回来,一进门我就血流不止,然后喜万隆会带我去医院,可是迟了,一些血块已经流出来了。喜万隆不开心,说不定还会悄悄抹泪。我不哭,我只是蜡黄着脸假装悲哀。其实我已经沉浸在卸去一个巨大累赘的轻松里。我睡在病床上盘算着以后的日子。累赘没了,我等于是迈出了第一步,然后我会毫不犹豫地向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大踏步走去。能留住女人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孩子,孩子已经没了,我还用得着留恋吗?

车速一点点加快。逐步加大的风势似乎助长了某种东西,让喜万隆忘记身后还捎带着一个大肚子女人。风在耳边呜呜叫,简直要把我从摩托车上拽下去。喜万隆直挺挺的,并不惧怕速度带起的大风,好像很享受这种疯狂的奔驰。一种奇异的感觉在我心里飘浮,这个人,这个掌控着方向和速度的人,也掌控着我和他的命运,算上肚子里的小生命,是三个生命的命运。只要他愿意,一个恍惚,一个走神,摩托车会一头撞向路基或者栽向路壕,要么直接撞向迎面飞驰的车辆之上。无论哪种方式,都足以让摩托车和我们一起粉身碎骨。这样也好。

两眼一闭,免去了多少痛苦,还有这痛彻心扉的纠结。我大睁着眼睛看喜万隆,一阵一阵恍惚,恍惚中觉得这个人是那么陌生。我们认识吗?我们有关系吗?我们有过肌肤亲近吗?我们有过欢愉销魂吗?我想起了那些夜晚,那些充满欢愉的夜晚,男人和女人的欢愉。凭良心说,我们有过自己的欢愉。这欢愉是有证据的,就是腹中的这块血肉。忽然,小腹抽搐了一下,我抱住了肚子。又是一下,是抽搐还是抖动,说不清楚,是一种活动吧。是胎动。我的孩子开始活动了。和这个男人欢愉的结果,使得我的孩子开始了属于一个生命拥有的活动,孩子有这个权利。在化作血肉流产之前,孩子有权利开始自己的活动。我泪流满面,伸手慢慢抱住了肚子,接着抱住了喜万隆。我被一种巨大的喜悦击中,无声地流着泪。泪水汹涌,滚滚扑面。

我的孩子,他(她)终于动了。据说三四个月就会有胎动的,我怀孕都六个月了,肚子只是往起来长,却很少这样明显地大幅度的活动。我甚至隐隐地想,不会是个死胎吧,或者是个残疾孩子,是专门生出来惩罚喜万隆的。可现在他(她)用一种有力的活动,证实自己的健壮和活跃。他(她)像个一直沉溺于懒觉的孩子,终于睡饱了,揉着眼睛开始活动了。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温柔:万隆,你究竟欠了多少钱?你从同学处贷来的那笔贷款,你究竟花掉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干冷的空气里,灰白的尘埃里,路两边的风景单调枯燥。白墙红瓦的民居一家挨着一家正在拔地而起。这几年大家日子好过了,家里有存粮有闲钱了。老百姓竞相盖房,尤其公路沿线,早些年土墙灰瓦的那种老房子几乎看不见了,大家正在以一种热烈攀比的气势翻新着自己的日子。我们都戴着头盔,我的声音就算被风过滤掉大半,剩下的音量也足够喜万隆听明白我所问的内容。他不回答,忽然伸出一只手到后面,没戴手套,推开我的拥抱,冻得泛红的赤手在我隆起的肚子上摸索。我低头静静地看着。他像在床上一样从容地摸索着,摸索了一圈儿才收手。

我再次抱紧他说,万隆,不管欠了多少,你都给我一句实话,叫我心里有个底儿。顿了顿,我忽然很难过,难过到哽咽了,我扁着嗓子说,万隆,我人都是你的了,我们的孩子都快出世了,你对我还不交心吗?只有我知道,这一刻我嘴里说的是钱,其实我心里想的根本不是贷款,而是刀子。那把封闭在狭窄空间里难见天日的刀子。我感觉自己的内心阴暗潮湿,阳光照不进去,一个念头就在这阴暗潮湿里滋长,像茂盛的水草,沿着心壁迅速地蔓延,这些蔓生植物的势头就是最后占据整个心室,塞满空间,将我窒息。刀子,那把刀子,喜万隆你收藏刀子做什么?无人的夜晚,你会不会借着灯光摸索那把刀子?你盯着寒光里映出的你的脸,你的目光柔和还是狰狞,你是笑还是哭?你会不会握着刀子慢慢地做一个动作?好冷啊,我将喜万隆抱得更紧。也许这都是我的猜想,是我多年的写作习惯养出来的不良心理,我喜欢往更深层次想象问题,喜欢沿着黑暗的角度去挖掘人性。可这样的念头用在喜万隆身上合适吗,公平吗?是不是我想得太多了?是不是心理变态的根本不是他,而是我自己?喜万隆没有给我答案。只有风在耳边不停地喧闹。

不知道翻过了几道山,反正路途肯定比喜家湾遥远,还难走。地势很快扭曲折叠起来,砂石路消失了,换成了纯粹的土路。车轮碾过,黄色尘烟飞起,在身后远远地扬起一道烟瘴。

这就是王疙瘩。喜万隆的脖子扬起,指着道路两侧的村庄。

村庄夹在两山之间,细看走势,倒是比喜家湾平坦一些。山头也不高,圆圆的山包安静地窝在灰苍苍的天幕下。梯田一片一片,像山的肌理,从山头到山腰到山脚,一层一层很有秩序地跌宕而下。冬天的山里一片萧瑟,秋耕后的田地里只有一塄一塄的犁沟像大山更细微的褶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向阴的地埂下留着没有化完的残雪,在仓黄色映衬下显得灿白,像是那些田土被围上了一条条白色围脖。王疙瘩挺美的,我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没敢说出口,但我必须承认,这静卧在冬日残雪中的小村落,确实有着一种世外桃源般的静谧。

我们沉默着进村,在一户一户门前经过,最后在一处地方停下来。喜万隆下车,卸下头盔说他去上个坟。我像个懂事的小媳妇一样,乖顺地点头示意他去。你要是觉得无聊就随便四处走走。他走过又退回来,看着我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总是能在最细微的地方照顾到我。我点点头,回头打量村子。

王疙瘩和我生长的那个村庄,其实没太大的区别。西北农村的冬天都是这样子,悠然,闲散,松懈,家家门口堆着乱蓬蓬的草摞,场里晒着泛黄的牛粪。烟囱高高地伸出来戳在屋顶上。远远看去,有的门口聚了闲散的人,晒着阳光打发农闲时段的清悠。全村大概有四十来户人家吧。村庄的地形不好,本来西南的山势舒缓,靠东的村中央偏偏冒出来一个馒头状的大山疙瘩,横在村子心脏部位,把一个原本平缓的村落弄成了四不像。山势陡,从山根到山顶一路分布着早年修的梯田。人家不能集中,只能根据地势安家落户,山根散落十多户,山腰分布十几户,半山洼零零散散地又是十多户。

喜万隆的家应该在哪里?不,应该说是王大山的家在哪里?我取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遥遥地从山的褶皱里一户一户寻找着。看样子有四分之一的人家搬走了,去新疆住家或者外出打工。这些家是废弃的,不是破旧的大门紧锁,就是屋顶上的瓦片陈旧泛白。喜万隆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爷爷奶奶?叔叔伯伯?最不行也有亲门党家?那个家究竟在哪里?

我们之间交谈最多的是喜进花。喜万隆的外祖母,喜万隆的童年,我们始终绕着一个敏感的话题,却没有谈及的就是王疙瘩的王家。王大山以故意杀人罪抵了命,其父母呢,还有别的家人,如今都什么境况?王大山死后,他的父母还活着,那么他的父母为什么不抓养孙子喜万隆,而是让他流落到外祖家寄人篱下?难道王家愿意让王大山唯一的骨血流落到外姓家里改名换姓?

喜万隆从坟上回来了。我们跨上摩托车,却不往庄里走,掉头沿着来路疾驰。路遇几个人,喜万隆没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对我们也没兴趣,神情漠然地一擦而过,看样子他们也不认识喜万隆。我想提议,为什么不去家里看看?为什么不去看看爷爷奶奶亲门党家?就算父母不在了,总还是有别的亲人的吧。但我没有问。去喜家湾那次,我一路不断地问这问那,恨不能把喜万隆外祖家里外翻个遍。可是这王疙瘩,我真的不想多问,我没有勇气知道更多,我已经很早就知道故事的结局。可是喜万隆这个当年捡回一条命的孩子,如今重回故土,神色平静,似乎只是很寻常的一次回家上坟。这种平静震撼了我,让我所有的好奇都显得那么虚浮,那么不合时宜。我觉得没必要再追问,我也没有勇气追问。按时间推算,喜万隆的爷爷奶奶也就是七十到八十岁左右。现在的人长寿,他们应该还活在世上。

我不甘心,快速地扫视着这个村庄。沿路的一些院落从眼前一扫而过,我看到了土墙、砖墙、双扇木门和铁门。有的门开着,透过门扇能看到里面的房子;有些门紧闭,像保守着什么秘密。房子差异大,和我们乡政府公路沿线的那些川区村子不能比,那里都是红瓦红砖白瓷砖的全梁防震房,在这王疙瘩看不到那种房子。不是砖头房,就是灰瓦房,样式也不时髦,是早些年的样式,这在川区正是被当成危房大量拆除翻新的对象。但是山里人爱干净,家家门口很整洁,看得出这院子里的人是很热爱生活的人。就算是黄土台子,也清扫得一尘不染,黄土踩踏瓷实后泛着一种白光。

摩托车嘶吼着冲上一道慢坡,在两山紧夹的一条土路上冲突。这辆喜万隆只要出门就寸步不离的老摩托车,像一头挨刀子的老牛,声嘶力竭地吐着粗气,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年迈力衰的沮丧。喜万隆终于刹了车。

喜万隆从摩托车上下来,指着眼前画了一圈:大死后,爷也一病不起,奶奶嘛……这时,猝不及防地来了一股旋风,掀起的尘土打着转儿在我们眼前盘旋。我愣愣地望着旋风。我还没见过这么圆的旋风,一股力量从圈内生发,一圈一圈扩散,好像有个调皮的孩子抓着一把土在我们眼前扬,边扬边画着圈儿。喜万隆被风呛了,连连咳嗽。我想说喜万隆你骑车别这么疯狂,大冷的天对身子不好。却没有说出口,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不想说了。我在回味他刚才的话,他说大、爷、奶奶,去掉了前面的我字,这表明那些早就不存在的人和他没有了关系。这让我有点不舒服,觉得不能接受。应该我大,我爷,我奶奶。我是喜万隆的媳妇。他这样称呼无可厚非。可我高兴不起来,望着旋风茫然地想,我干了一件多么玄乎的事,竟然把自己嫁给了这样一个家庭。旋风终于撤走了。喜万隆的嗓子有些艰涩:好不容易,妈答应了离婚,大带着她去乡里办离婚证。娃娃也分好了,我留在王家。我茫然地看着喜万隆。这一刻我似乎在听别人的故事。这故事的主角不是我的公公婆婆。

喜进花和丈夫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们要离婚了。离婚这个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海固山区,还很时髦新鲜。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一对乡村男女要离婚了。喜进花是个蔫性子人,这样的女人,话少,内向,勤恳,乖顺,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媳妇。这样的媳妇为什么要离掉?是王大山有了外遇,还是喜进花行为不端?在山区,就算时代迈进了一个新世纪,只要这个女人大致说得过去,又能生养,就不会被离掉。他们离婚前还考虑到了以后的生活,对孩子的分配就是最好的说明,至少说明喜进花离婚后还准备再嫁。既然有再嫁的心思,说明对生活的热情还在,还有继续追求新生活的心劲。那王大山呢,难道是万念俱灰、绝望至极了?这不对啊,说不通啊。不是王家要离掉媳妇吗?像丢掉一件不喜爱的衣服一样离掉一个女人,男方应该是很高兴的。媳妇同意离婚,王大山应该兴高采烈地庆祝这得来不易的解放啊。

他们本来是可以不离的,喜万隆回头望向村庄,说,他们两口子还是恩爱的,都有娃了。我忽然觉得喜万隆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徒有这一副不错的身材和一把成熟的大胡子,这一刻他的思维真的很幼稚。有了娃就能说明夫妻是恩爱的?娃是恩爱的证据?娃何其不幸啊,难道他不知道有时候娃只是一个疏忽的结果?就像我这凸起的肚子。没有爱,并不排除有性。能把刀子放进女人的身体,这样的男人心里还会有爱?真有,那又是怎样扭曲的一种爱。一般来说,农村夫妇只要有了孩子,离婚的可能性就降低了。为了孩子,他们就算再不幸福,也还是愿意忍耐,愿意往下熬的。

是我爷爷奶奶在后面挑拨的结果。喜万隆扬起了脸,说。阳光正好,寒冷也阻拦不住这种冬日里的灿烂。我看着喜万隆,阳光在他脸上爬,像无数细碎的虫子在他脸上蠕动。喜万隆的眼里有忧伤。我定定地望着,我确定那是忧伤。一个男人的忧伤。只可意会,难以用言语描述。风是冷的,阳光里却有一丝温厚的暖意,这暖意醇醇的,浓密,黏稠,贴在肌肤上不流动,好像粘在了上面,形成一层薄膜。我慢慢咽下一口唾沫。我感觉有一把刀子,生锈了,但是在我心里搅,慢慢地一寸一寸地搅动,搅出一团模糊的血肉。

喜万隆说,我爷爷奶奶不热心我妈,从娶进门就不喜爱,大小事情上嫌弃,喝鸡骂狗地凑合着过了几年。本来我大对我妈还可以,但是慢慢地他也跟着变了,最后他们不想要我妈了,但是我妈不走。我看着喜万隆,他又把称谓变回去了,又不是我们共同的爸妈,只是他一个人的了。这个我倒无所谓。我有点气愤,心里说一个女人已经生了孩子,你叫她咋走?哪能抬腿就走?那一家子人真够心狠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咋商量的,好像我妈松口了答应离婚。一大早,两个人就起身去乡政府。那时节天气太冷,又有雪,王疙瘩的人都在睡懒觉。走到豁线口,我大动手了。就是这个豁线口。喜万隆抬手一指,指着眼前。我顺他的手细看。这里已经离开村庄了,是王疙瘩通往外界的一道山口。过了这山口,山的那一边是一道巨长的慢坡,下面是一马平川。我们慢慢地走,我跟着喜万隆的脚步。看样子村道要用水泥铺设了,原来的路基已经推掉,新鲜的黄土一垄垄向路两边堆砌,路面扩张了不少。我试图还原三十多年前那条路的模样。两边的山陡然高大险峭起来,就像有人用板斧劈开,从山中间踏出了这条路。我们在两山间走。阳光被山挡住大半,迎面的风阴寒。残留的雪,被车轮碾压成冰渣子,脚踩在上面发出咯吧咯吧的脆响。好像喜万隆说过,三十八年前的那个凌晨,这条路上也有雪。血把雪染红了,一大片。

我软软地喊出一声:万隆,大是不是有啥病?我指的是精神方面。在这空洞幽冷的空间,我的声音显得十分贫弱。好像一个濒死的人,在可怜巴巴地做着恳求。我把那个人喊大,那个叫王大山的男人。我这是第一次。我们婚后的第一次。

没有检查过。你知道的,山里人穷,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钱查那个。喜万隆说。他走得快而坚毅,好像前方有什么在召唤他。他不管不顾地走着,根本不理睬身后跌跌撞撞的我。

那,他是啥文化程度?我喊着问。这一刻我是清醒的,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在巴结喜万隆,通过这种方式。不,我在可怜他,通过这种方式。又好像不全是。我在为三十多年前那个凶犯开解,寻找原谅他的理由。原谅一个精神病人,毕竟要比原谅一个正常人容易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做了。妈,对不起。我给心里的喜进花说。必须有一个理由,哪怕很微弱,哪怕根本立不住脚,甚至自欺欺人,但是真的需要。死者已经不需要,可是活着的人需要,太需要了。要活下去,总得有什么来支撑吧,哪怕这理由微弱得可怜。

命运多舛的孩子却一辈子背着一个心灵包袱。他不能原谅亲人,更不能原谅自己,他有一种原罪感。他活在自责当中,更活在自卑当中,他潜意识里一直把父辈的罪恶往自己身上归咎。他不能原谅,不能放下。他如果放不下这个包袱,这一辈子就注定活得非常艰难。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是这样。多年的写作习惯,让我总愿意从异于常人的角度和深度去看待问题。没有人告诉我这想法是对是错,因为这不是文学作品,没有发表出来让人评判,只在我心里悄悄翻涌。

喜万隆站住了,手从裤兜里抽出,他垂着手说,他没念过书,一天都没有。那个年代的山里娃,念书的没几个。他一字一句,说得很慢。风从一道陡然跌落下去的土坎下吹上来,迎面扑打,寒气逼人,甚至有那么一股阴气。我慢慢往前走,站到喜万隆身边。风倒旋着冲上来,发出一股轻微的鸣响,像有什么人在不远处轻轻地叹息。

那个豁线口,喜万隆抬手指向下面说,他戳了我妈,我吓得大哭。他稳稳地说。我倾听,感觉这个人终于要倾诉了,把那段往事原原本本地讲述给我。可是,戛然而止,他不说了。我也不问。村道在这里微微拐了个弯儿,顺着右边山根而去。这里被废弃了,一道两人高的地坎子,下面是一道干枯的河沟,看样子起暴雨的时候河沟里会起水,同时将山上下来的洪水全部从这里排走。时光不居,这里自然看不出当年留下的任何痕迹。年年夏季都有暴雨,年年寒冬都要落雪。雨雪风霜的轮番光顾,三十八年的风吹日晒,松软的黄土地上什么都留不下。能留下的,只在心里。刻在一个孩子的心里,铭心刻骨,没齿难忘。

郁玲,我们非得离吗?不离不行吗?喜万隆说。我要转身,他抱住了我,热烘烘的嘴往我领脖子里拱。我的悲悯忽然淡了,心里只有烦躁。这些日子里,这种烦躁在发酵,翻倍增长。我想甩开他,可他抱得很紧。他的手摸索我的肚子,说,你都这样了,你离了婚有啥好?

气愤瞬间击穿了我。冷笑从我嘴里飞出去:我咋样了,不就是怀孕生娃吗?要么我现在回去就引产,要么生下来送人,反正我不会拖着一个油瓶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我是二婚,就找不到男人了?我也可以找二婚的男人啊,只要对我好就行,只要能让我幸福就行!我凭啥要在你这棵树上苦哈哈地吊着,把我一辈子就这样熬死?你想用娃捆住我,没门儿。我七八岁开始念书,挨饿受冻埋头苦读十多年,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争来今天的自由?既然嫁给你我不幸福,我有权结束这不幸,我有权再去追求新的生活。喜万隆,好聚好散,何苦弄到两败俱伤才放手?

这些话一直憋在我心里。半年来闹离婚,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话说得这么彻底。我得让喜万隆看到我的决心,我真的不幸福,我要离婚。我无数次想到了喜进花和王大山,那一对可怜的男女,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婚姻的破裂,但他们都有权力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至于我们的孩子,我已经想好了。孩子生下来之后,喜万隆要就属于他,不要的话我自己养。我有工作,我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孩子。不管怎样,无论如何,这婚得离。我想我已经表达得很透彻了,喜万隆你就不要抱任何幻想了。真的挽不回了,我们的缘分就这么短,已经走到尽头了。

喜万隆忽然笑了,轻轻的笑声,在空气里冷冷地飞扬。他提高了声调。他笑着问,难道,你想离了我,再找一个?嗯,你想得倒是美。如果我不同意离婚呢?如果我不给你自由呢?你想冷战?你想上法庭?你想调离这里?我告诉你,都不现实,你走不脱的。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你就是调动到省城,我也会辞掉工作跟过去。你想跟别的男人去过好日子,我偏不让你过,我会像影子一样跟着你,像吸血的蛆虫一样叮着你。只要是活着,我们就要在一起。哪怕是死,也一起死,一起粉身碎骨。

世上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无赖的男人吗?巨大的悲愤,排山倒海而来,席卷了我,淹没了我。我有一种要撕碎这个人的欲望。但是我的身子慢慢地冷下来,从里到外,寒冷彻骨,我被冻僵了。我们和王大山不一样,我们都受过教育,在婚姻里有自己的话语权。尤其喜万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正规的大学生;喜万隆读了不少书,书柜里藏着成套的四大名著和二十四史;喜万隆平时很干净,生活中洁净到了让人受不了的程度,他的衣着打扮没少受到女性们的好评。喜万隆也是个谦虚的人。可眼前的感觉,喜万隆说话的口气,说出的内容,都和三十多年前的王大山何其相似啊。想不到三十多年前王大山说过的话,今天从喜万隆嘴里出来了。

鱼死网破啊。我觉得自己这具臃肿丑陋的身子却在一点点石化。沉默中,紧紧箍着我的胳膊慢慢地松开了。我踉跄着站直身子。不等我回头,有个东西顶住了我,硬硬地,就抵在我的后背正中。利刃出鞘,果然来了。

郁玲,算我求你了,可以吗?喜万隆说。他的声音平稳舒缓,好像在睡梦里呓语。隔着层层梦境送来的声音,轻得像风。说实话,喜万隆这人的声音,有时候挺迷人的,带着一抹磁性。我迷恋这种磁性的声音。在众多男人当中,只要喜万隆说话,我就能听出来。我悄悄地深呼吸,试着放松后背那片绷直的肌肉。但是刀子顶得很紧,那东西的硬度穿透了厚厚的羽绒服和里面的保暖内套,就像直接钉在我赤裸的身子上。

万隆。我说。我的声音在颤抖。这一刻,我的心在哆嗦。我很害怕。恐惧像水纹,一道一道地哆嗦着在我心里蔓延。我恨自己。

郁玲,我们好好地,不行吗?喜万隆说。他的声音依旧沉稳。他不慌张。此刻,他凭什么要慌张?我像化石一样坚持着。此刻,顶住我的那把刀子,在幽暗中发出寒光。它终于有出鞘的时候,就是现在。

喜进花。我慢慢地仰起头,看天,但是山太高,挡住了我的仰望。我盯着山腰里挂着的雪,看样子是好几天前的雪。这里阴暗,阳光穿不透两山之间的狭窄过道,雪完好地积存着,皑皑地白着。我缓缓地落下泪来。那一年,也是冬天,腊月十六,也有雪。那个叫喜进花的女人,据说死了之后人们发现她穿着一身新外衣的下面,线裤破出四个洞,然后缝补得密密麻麻;线衣袖口磨光了,用旧袜子上拆下的袜腰缝补着。她的左脚有两个皴口,右边的脚后跟流着脓水。她清晨离开婆家,是空肚子上路的,因为闹离婚,她已经两天时间没吃到饭。她死了,她的勤俭清苦一度成为乡村女人们感叹的话题。

时光流转,有些东西竟然能惊人地相似,就像三十多年前的喜进花和此刻的我。今天也是腊月十六,阴处也积着雪。时间在世间轮回了三十八个寒暑,这一刻,时光却好像又在往回倒退。这片土地啊,是怎样的土地;这里的女人啊,究竟怎样努力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喜万隆,终究是王家的血脉。他的脉管里流淌的,毕竟是王大山的血液。父辈走过的路,后人会不会重蹈?那些囚禁在阴暗处的东西,难道终有一天会冲破禁锢,奔突而出?

是我触动了阀门。是我拔掉了那个装魔鬼的瓶子的瓶塞。这样的悲剧一开始我就应该预见到。其实我的潜意识早就预见到了,只是我一直在自欺欺人。我想改变什么。我终究什么都没有改变。我恍然看到喜进花在望着我笑。一张脸在雪地上渐渐明晰,她和相片里一模一样,还是那样淡淡地笑着,只是一对辫子不见了,盘起来了,头上搭着一片西海固农村妇女都喜爱的红包巾。三十多年时光漫漶,她的眉目竟然还那么清新。

我轻轻地喊了一声妈。

眼前的河沟骤然开裂,一道黑暗的口子向着我张开,天旋地转。我张开了双臂。我的身子轻飘飘的,我看见自己以飞翔的姿势跌入万劫不复。

11

在乡派出所,警察把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子放在我们面前。

这是死者遗物,还给你们,请家属清点。警察说。我现在站着吃力,坐着更吃力。我把一只手撑在腰眼上,压住腰部的胀痛感,然后一点点打开塑料袋子。手机。打火机。香烟。钥匙。手套。头盔碎片。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孩子的准生证、簇新的离婚证。准生证是三个月前办下来的,离婚证是一周前办的。喜家湾的大舅舅看着我清点。我一样样看完了,装进塑料袋子递给喜家湾的大舅舅。大舅舅有些意外,赶紧摇手说,你拿着,你拿着才对。我略一迟疑,拿了。又不是百万遗产,就算我们离婚了,我拿着也没人会来争抢吧。

走出派出所大门,大舅舅的嘴唇还在索索地颤抖,迎着劈面而来的风说,赔命钱都叫银行拿去顶贷款了,没给你留一点点。眼看着你就要坐月子,唉,这娃啊。沉默。大舅舅又打破了沉默:是个苦命娃啊,就算脾气怪点,但我知道他其实是个好娃,从小听话,心肠软得很,是个善娃。他这几年要是哪里对你不好了,你不要记仇,人都走了。大舅舅哽咽了,嗓子里含着沙子一样,他的嗓门一定被硌得伤痕累累血肉模糊。

我站住,正视着大舅舅。我说,大舅舅,他能在喜家湾睡土,就陪在外奶奶身畔,应该也是他的心愿。麻烦舅舅以后早晚给他走个坟,等念百日的时节咱宰牛,花费我出。大舅舅呆呆地看着我,不认识一样。我在大舅舅的目光里一点点低下头。我愧疚。

娃呀,委屈你了。想不到大舅舅会这么说。一个山里的朴实的农民,能这么说。我忽然眼眶酸胀,水雾迷蒙了视线。

我结结巴巴地说,舅舅,我不委屈,我就是难过。我知道大家都在议论呢,猜测是我闹离婚害了他,其实最后同意离婚的是他自己。他用摩托车捎着我,我们一起去办的离婚证。我们客客气气的,像刚认识一样,最后我们去冶家汆面馆吃了生汆面。你不知道,那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常去的地方。

我想到了那个下午。冶家汆面馆。初春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我们脸上。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他像第一次带我来这里一样,细心地为我擦拭筷子和杯子。他把自己碗里的牛肉团夹给我,又把我碗里的几疙瘩油辣椒夹到自己碗里,说辣椒吃多了脾气差,他不想儿子一出生就是个暴脾气。饭后,我们又坐了一会儿。结账的时候,我说,我来吧,这些年一直吃你的,也给我一次回请的机会。他把我按回座位上,掏出一张五十元的票子。掌柜的要找零钱,他摆着手说,不找了,谢谢你这些年的照顾。我当时竟然没有在意那句话。现在想来,是他已经在做告别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我只觉得就这样离了婚,真是轻松,我在享受来之不易的自由。我完全没有察觉他的反应。

喜万隆,你这个混蛋,就算我们离了,你也没必要这样。你可以再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人世的幸福有千百种,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怎么能那么傻呢,你一了百了,我怎么办?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开了悲声。

大舅舅抬手拍拍我的肩:娃娃,你拉着大肚子哩。万隆啥性子我清楚,这几年真委屈你了。

我说,舅舅,娃还是姓喜。等生出来了,我还需要舅母给我帮着拉扯哩。这话让大舅舅深感意外,他明显呆住了,慢慢地抬手,揉眼睛。我知道,他把忽然涌出来的浑浊的眼泪又揉回到眼窝深处去了。

好啊,好得很,大舅舅的调门突然变得很高,像是要掩饰自己的失态,到时节你上班看不过来,我就领娃回喜家湾,我们老两口帮你看。我们的儿女都大了,我们闲得很,有个娃在跟前闹活,我们高兴得很。

送走大舅舅,我到乡政府上班。办公室主任在门口徘徊,看到我马上凑过来:小苏,喜主任的后事也办完了,你是不是该把他办公室的钥匙交一下,把屋子腾出来。你知道,文化中心的工作不能停,新主任很快就上任。

我说好啊,这是肯定的,马上腾房。其实没啥搬的,办公桌椅、铁床和书柜都是单位的,属于私人的物品,只有一口炉子。我一个临产孕妇能把这死沉的铁家伙搬哪里去,我不要了,留给新主任。细软东西需要带走。喜万隆的细软东西很简单,被褥和枕头,还有一件没有拆包装的毛毯。几件旧衣服。最多的是书。几个同事问我需不需要帮忙,他们乐意搭把手。我摇头,不需要,这间屋子里留下了喜万隆的生活痕迹,也留下了我们相爱结合这几年的记忆。我想自己整理,自己搬离。我要一点一点地把往事打磨,一点一点地变成回忆。

铁皮柜里和办公桌上那些书我都没要,因为它们和文学无关。我把老书柜里的书往纸箱子里装,装了四箱子。最后,我打开了老书柜最下面的梅花锁。孩子在踢我,一脚又一脚。我伸手抚摸,小家伙捣蛋之后就把身子蜷缩成一团,在肚子里横着翻滚,一个跟头,骨碌,又一个跟头。一股劲牵扯着子宫,有些疼,有些难过,我蜷缩着大口抽气。喘匀气,我一把拉开了暗仓。

抽匣里空荡荡的。我不甘心,推上,又拉开。还是空,是一种恒久的空。好像热烘烘的内脏被掏走了。与此同时,我发现那个日记本也不见了,里面的每一页都画着喜进花的本子。少年喜万隆学区统考第一名挣来的奖励品,也是他第一次拥有的最豪华的本子。他爱如珍宝,舍不得写一个字,却在里面画满了喜进花。那里面也夹着喜进花唯一的相片。现在,都不见了。肯定是喜万隆带走的。烧了,毁了,还是存到喜家湾去了?难道离婚后这一周,喜万隆去过喜家湾?

我靠住书柜大口呼吸,同时在脑子里拼命回想那张相片。我要永远记住喜进花的长相。那张相片一点点在记忆里再次浮现,六个乡村少女的形貌再次一点点显现。我看到了喜进花。左边第二个女子,长发握在手里,含着淡淡的笑。虽然这中间经历了那么久的时间跨度,相片微微卷边,画面泛黄,但是相中人的笑容依旧真实、新鲜、饱满,蕴含了一个少女对未来生活和人生的全部美好期待。

我开始寻找,仔细查看每一个可能藏住一张纸的角落。喜万隆应该给我留下一张纸,就算是遗言吧。难道他就没有需要交代的事情?哪怕是一件。没有。除了旧书。我问过主任,这些旧书可是公共财产?主任瞪着眼睛有些恍惚,想了想,翻开公共财产登记簿看了看,摇头,茫然地说,没有,小喜啥时候攒了这么些书,这得花多少钱啊?想了想,主任突然笑了:小喜这人就是怪,这些年除了买书,再没有啥嗜好,真是个怪人啊。既然是私人财物,我得搬走。喜万隆的工作笔记上,时间停留在上次会议召开那天,漂亮的楷体,记下了当时的会议议程和主要内容。

喜万隆的布衣柜和各个抽匣里一丝不乱。桌面和床上纤尘不染,被子叠得像刀切的豆腐块,地板拖得能当镜子照人。拖把挂在门后,洗得很彻底,拧得不再滴答一滴水。就连老书柜背后的那些炭,也用报纸苫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如果只看他生活的表面,大概不会有人相信这样一个人,他的内心装着那么多幽暗。看着屋子,感觉他是出差去了,下乡去了,开会去了,或者去街市上为我买包子稀饭去了。

我一点一点地用手提袋转移这些旧书。《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封神演义》《桃花扇》《纳兰词》《资治通鉴》《茨威格全集》《少年维特之烦恼》《李后主词集》……万隆,这是中国古代部分;下一趟,我说,万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下下一趟,我说,万隆,现在是欧美文学;再下下一趟,我说,万隆,现在轮到苏联文学了;最后我说,万隆,这是最后一趟了,是连环画,古今中外都有,上千本呢。

最后,我摘下结婚照,我扛着它往自己房间走。当时我还遗憾为了省钱,冲洗得不够大。现在才发现真是大,大得完全遮住了我隆起的小腹。我一步一步走着,相片里的喜万隆看着我,他剃掉了大胡子,是个美男子,一双明亮的眼睛深刻地望着世界。我走累了,停下来看他。相片扛倒了,我需要斜着身子才能看到正面的他。我说,万隆,你知道吗?其实帅哥就算是倒着看也很美的。而且,你肯定不知道,女人其实也好色,我就是这样的女人。喜万隆似乎听到了我的话,他嘴角微微上翘,眉梢轻轻上扬,两个浅浅的酒窝出现在嘴角两侧。喜万隆在笑,他这样轻轻含笑的样子很迷人。谁都不会想到,他会有一个那么幽暗纠结的内心世界;更不会想到,他以一场自我预设的车祸,换取了自己最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