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胡学文:温暖的《长江文艺》

来源:《长江文艺》 | 胡学文  2019年06月11日08:46

写作是寂寞的,从正午到黄昏,从午夜至黎明,远离喧嚣,远离诱惑,在孤寂中耕耘,在忘我中驰骋,在想象中飞翔。当然,那也是快乐的,每个写作者都能体会到,那是在密道久久挖掘之后的豁然,是在口唇焦裂时畅饮甘露的欢喜。或许短暂,但直抵灵魂。

寂寞是就斗尺间的身影而言,因为那只能一个人坐冷板凳,没有音乐没有陪伴,有的只是笔尖在稿纸上的摩擦声,还有呼吸、咳嗽、喝水的声响。从旁观者的角度,确实如此。但就作家的内心而言,陪伴者众多。比如某个人物,从被构思成型那一刻,便与你时刻相伴,你吃饭他吃饭,你做梦他做梦,那种感觉很难说清楚,是你附身于他还是他附身于你,他的焦虑与烦恼,他的困惑与疲惫,都影响着你,以至于寝食难安。自然,你也经常分享他的甜蜜与喜悦。反之,写作者带有情绪,亦会影响到笔下的人物,若焦躁不安,就难以把握与对话,更不要说心神交流了。有时,写作者要与几个人物同时交流,各人各性,声音嘈杂,甚至拳脚相向。有这样那样的人物从脑里来,到纸上去,说陪伴者众多,我想并不是故弄玄虚。

当然不仅这些,还有编辑、读者、刊物,特别是编辑与刊物,是师也是友,他们的注目与鼓励,他们的建议与叮嘱,如拂过大地的春风,温暖,温馨。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与《长江文艺》的友谊是较为久远的,算起来近二十个年头了。与她的结识是偶然的,但我相信缘分,注定要与她相识相交吧。

那是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尚在县教育局工作,白天工作繁忙,写作只能在晚上,在夜间,在挤出来的空闲里。我于九十年代中期才在县城买了两间平房,两年后又盖了两间小房。简单铺了地板,放杂物兼作夏季的书房。秋末就冷得很难受,所以在“书房”中写作时间也就三个多月。每天晚饭后,我先将摩托推进屋。原本摩托是放在院里的,据说有盗贼从院外用吊车偷车,我只得推进屋。当然,最后摩托还是没躲避掉丢失的命运。然后支开方桌。方桌是父亲给我制作的饭桌,一直兼作我的书桌。在咯吱声中,我开始了中篇小说《秋风绝唱》的写作。空气中弥漫着水泥、汽油混杂的气味,但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我感觉是那样的幸福。我之所以说得这么细,是因为写这篇小说的记忆很深。

八月底,我改完小说的最后一页。那时,我并没看到《长江文艺》,之所以寄给《长江文艺》,是在那一年我看到选刊转载了《长江文艺》原发的一篇小说,特别喜欢。听说编辑是分小说诗歌散文的,所以收件人特意写了小说组。一个多月后,我收到《长江文艺》编辑汪静玉的回信,她认为可以,但对结尾提出修改意见。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说,没想到回信这么快,还有采用的可能。既然让我改,我暗自揣测,用的概率大约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汪静玉在信中特意强调,改好才可以送审。我自是不敢怠慢,躲进专属书房,改了近一个通宵,次日寄回。没有汪静玉的通讯方式,我没法问也不敢问。熬到2000年,终于等到了。《秋风绝唱》发表在《长江文艺》2000年第1期,同年第3期《小说月报》予以转载。当年,河北作家协会评年度优秀作品,这篇小说进入榜单。我的收获远不止此。河北文学院两年招收一届合同制作家,我心向往,自己不过是个普通写作者,被文学院聘就有可能进入作家行列,因为没有资格,只能望洋兴叹。《秋风绝唱》给了我省文学院的入门券,我第一次见到铁凝、何玉茹,还有其他我仰慕许久的人。所以,内心里,我把《长江文艺》看作我的福星,心存感激。年末,《秋风绝唱》获《长江文艺》方圆文学奖,资金三千元。抵我三个月的工资,怎么不惊喜?

之后,《长江文艺》似乎就认了我这门亲,2001年发表了我的中篇《血色黄昏》,2002年发表了中篇《无尾案件》,迄今我在《长江文艺》发表了8部中篇小说,除上述三篇,另有2004年《乱花渐欲迷人眼》,2008年《轨迹》,2013年《风止步》,2016年《天上人间》,2017年《半坝》。在我发表小说的数量上,《长江文艺》绝对是排在前位的。

先与刊物结交,之后与编辑相识。那年,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编辑汪静玉到北京出差,我第一次见到她。在去宾馆的路上,我不停在脑里勾勒她的音容笑貌,既欣喜又忐忑。见面之后,汪静玉告诉我,她发现我的稿子纯属偶然。那天她看了几篇稿子,都不甚满意,就想在自然来稿中找找,这样她看到我的小说,觉得还有些意思,就这样拎出来。我想,我是幸运的,在文学路上碰到许多像汪静玉这样有责任心的编辑。

中间几年,我与《长江文艺》有那么一点小误会,因为我没能如约给《长江文艺》投稿。我有自己的考虑或私心,除了《长江文艺》,我也想在别的刊物露露脸。汪静玉转达主编刘益善老师的话,让我记着《长江文艺》。我岂能忘记?停留,是为了再出发。同年,我将看重的小说投给《长江文艺》。2007年《北京文学》组织了一次笔会,我在名单上见到刘益善老师的名字,很是不安,想刘老师会不会责备我。次日在车上见到刘老师,尚未说话我就踏实了。我相信自己的直觉,刘益善老师为人敦厚,可信可交,几日相处,他和善,儒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再后来,我在《长江文艺》的责编是喻向午。先是电话交流,相谈甚欢,他是那种没见面就可以交心的朋友,把小说给他时,感觉和他交往许久了,连客套话都不用说。《风止步》发表之后,向午接连写了两篇评论,他的敬业,他对这篇小说的重视令我感动。这篇小说获得了《小说月报》百花奖,在颁奖的那个早上,吃早餐时,我恰巧与向午坐对面,因为不认识,相互点点头。我不善言辞,他也静静的。后来有别的作家过来,介绍起来,我甚是惊喜,如老友久别重逢。

2015年,我参加《长江文艺》长江笔会,结识了许多闻名却未谋面的作家朋友,自然有《长江文艺》的师友,如执行主编何子英,编辑部主任吴佳燕等,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何子英老师在为我的小说《天上人间》写评论时,几次与我交流,谈她的理解与看法。她的坦诚真诚,她对文学的真知灼见,让我敬佩而感动。佳燕安静,特别是夜间在轮船上玩扑克牌时,她坐在角落,不声不响的。似乎不想被人注意到,但每次她充当杀手,很容易被认出来。她的神情,她的眼神,像真的做了坏事而惴惴不安。

《长江文艺》刊发了许多有影响的小说,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她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团队。我交往的编辑有的退休了,有的调往他处,但友谊长存。我不会忘记,它是文学的宝贵馈赠,亦是人生的重要礼物。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依然是。

在《长江文艺》70周年之际,我写下此文表达我的祝愿。祝她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