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的欲望,新的征服:关于中国大学创意写作的自问自答

来源:《花城》 | 何平  2019年07月11日08:26

标题出自张怡微“澎湃新闻·问吧”回答读者“什么是创意写作的‘创意’?”,张怡微说:“‘创意’也与艺术家如何发现和处理人的欲望有关,在叙事艺术里照亮人的心灵世界。所谓‘创意’,我的理解是改变世界,或者说修改看待世界方式的意志,新的欲望,新的征服。”这种说法其实接近阎连科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开学时说的“促进文学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张怡微和阎连科都是新世纪中国大学创意写作的实践者,而且张怡微曾经接受过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教育。

这个专题和年轻的小说家朱婧有过讨论,她是一个传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建制的写作学教师,和许多有写作梦想的大学生有很深的交流,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向她问询“创意写作”研究生能不能助推他们的文学梦想。

可能需要思考的是,写作,或者说狭隘的文学创作,是不是一定最终走通成为一个职业作家的道路?在阎连科、张怡微和朱婧的理解中,创意写作教育应该不止于此。创意写作的前缀是“创意”,那么,创意写作的动力也应该是一个人扩张自己的内心世界,扩张自己与世界的各种可能性。接受创意写作训练应该是欲望被激活并征服的时刻。

两三年前,我曾经给《青春》杂志的“大学诗歌”专栏写过几句话,谈现代中国大学的诗意和文脉。西方大学传统我不了解,中国现代大学是有文学传统的。

现代大学在中国也不过才一百多年。现代文学又比大学晚了十几年。说历史,其实都是新的。具体到新诗,如果要追溯它的起点,自然要说《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如果再要往前推呢?那可以到胡适等人的海外留学生涯。无论怎么说,大学的诗意和文脉应该是现代大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说五四新文学的青春气息当然离不开那个时代的校园诗人们。所以,我们今天纪念新诗百年,我们能够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以及战时的西南联大都曾经是年轻诗人的聚集地。诗歌天然和青春,和大学结盟。

而百年新诗的某些阶段,大学沦陷,大学精神不再,也恰恰是诗歌隐失的时代。彼时真正的诗歌在民间。从“白洋淀诗派”到“今天诗人群”,这是新时期文学的一条重要线索。诗歌是这个时代民间青年知识群落思考人生和社会,切割开时代坚硬禁锢的利器。需要看到的是,“今天诗人群”是江湖民间和大学校园两股诗歌力量的汇合。这就要说到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校园诗歌了。应该把1980年代诗歌放到80年代大学校园思想解放的精神背景下去识别。一定意义上,没有诗歌,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会黯然许多。或者说,大学校园诗歌支撑起80年代诗歌史的半壁江山。那些80年代登场,在当代诗歌史上被经典化的诗人们,几乎都在大学时代写出了他们的成名作。

今天的大学教育被指责为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学在现代中国作为新思想新文学发源地的精神传统也正在流失,但就此认为整个大学校园文化的粗鄙和荒芜可能会掩盖很多现实和真实。事实上,以个体或者“同人”为单位的大学校园文学其繁荣程度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新媒体使得他们的集结方式也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大学文学社团。

因此,即便你再怎么声称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在大学教育已经是所有国民接受教育的标配,几乎所有作家的写作都是从大学开始的,这一点看看今天的“90后”作家的成长经历就很清楚了。

从大学教育制度角度看,中国当下的创意写作差不多有四种样态,他们分别依托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可以说是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升级版,或者说学历教育版,它连接上了20世纪80年代各个高校纷纷开设的“作家班”,一种针对有文凭需求作家的“绿色通道”。1985年武汉大学以招收插班生的形式率先开办作家班,经入学考试合格者直接进入本科三年级学习,就读期间享受与在校本科生同等待遇,毕业考试合格者,准予发给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随后西北大学也与中国作协商妥,将鲁迅文学院短期作家培训班迁至西北大学,更名为西北大学作家班,学制两年,毕业可授予文学学士学位,成绩优异者可继续攻读中文系其他专业的硕士学位(宫世峰、许洁:《八十年代高校“作家班”探源》)。差不多同一时期,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都招收过各种形式的作家班。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还招收过研究生层次的“作家班”。南京大学的“作家班”坚持的时间最长,前后二十多年。

“作家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意写作教育,不仅因为几乎所有的“作家班”都有各级作协或者文联的背景。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也基本参照的是大学中文系本科教育,比如南京大学作家班。一篇署名王运来的新闻报道中说,1987年10月开办,该班学制3年属本科性质,对于修满学分、完成毕业实践的学员南京大学将授予文学学士学位。根据他们的特点,学校制订了相应的教学计划,配备了较强的师资,系统地讲授中国文化史、中外文艺思潮、汉语言修辞学、风格学等二十多门课程,同时坚持理论学习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尽可能地为他们的写作创造条件并且规定了一定数量的“创作学分”。

新世纪的大学专业建制的创意写作或者MFA开始于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2010年开始招生的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点是为2003年加盟复旦大学的王安忆“定身量衣”(陈思和语)。和复旦大学差不多,中国人民大学的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也是给阎连科“定身量衣”,这决定了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创意写作是以培养作家为中心和目标的,而上海大学可能更多地考量的是当下实用写作者的职业培养需求。“定身量衣”的创意写作专业设置可能会带动一轮作家驻校热潮。

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创意写作又有微妙的不同,复旦大学招收的学生虽然或多或少都有青春期写作前史,但基本上只能算有文学梦想和欲望的写作“素人”,而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则一水成熟的、处在写作上升期的青年作家,比如首届就有张楚、孙频、双雪涛、郑小驴等。显然,阎连科把文学体制的“作家班”带入另一条道路。

所以,这个专题选择张怡微和双雪涛的理由也是给这两个大学创意写作教育“定身量衣”。张怡微入学的时候正是复旦大学从写作学硕士到MFA的过渡期,而双雪涛在人民大学则是从《平原上的摩西》到《飞行家》的个人写作史的上升期。我做这个专题并不想先入为主对创意写作教育和青年作家成长的关系得出什么结论,更多的是提出问题。因为,不只是张怡微和双雪涛,在他们之前的畅销书作家严歌苓以及一些欧美作家都有着创意写作的背景。虽然,我查了复旦大学第一、二届创意写作毕业生的情况,从事职业写作的并不多,但经过创意写作教育,肯定有很多写作素人进身到职业专业写作者,而已经成名的作家经过创意写作训练也有可能发生转向。

创意写作和写作工坊是密切相关,或者说基本是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模式,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大学基本上都是这个传统下来。武汉大学差点成为中国创意写作的先声,然而,并没有。据於可训回忆:“武汉大学作家班,虽然是插班生制度的产物,但创办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却是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影响……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聂华苓夫妇来中国访问,就回过武汉,还应邀到武大作过讲座,安格尔即席朗诵过他的诗歌作品,由陪同的中国诗人、老作家徐迟翻译,气氛十分热烈。关于他们创建的‘写作计划’,在这之前,我们已有耳闻,也看到了一些文字材料。他们这次来武大,更加深了我们的印象。后来在商议中文系插班生的招生培养工作时,掌握这个信息的教师、领导大多想到了爱荷华大学的这个‘国际写作计划’,这个‘国际写作计划’无形中也就成了我们创办作家班的一个参照物。我心目中甚至认为,我们的作家班就应该办成这个样子。”(於可训:《我记忆中的作家班》)

写作工坊有点类似中国传统手艺人成长方式,但又富有现代面向的对话性,它解决了一个我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写作到底可不可以教。写作工坊提供了一个空间,或者是实验室,每个参与工坊的人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解剖者。放到整个文学生产过程,一个人在工坊可以分身为创意导师、文学经纪人、批评家、作者和编辑等。在这里,写作不是个人冥想,而是协同、合作。表面看,工坊可以教的是技术,但又不止于此,如张怡微谈王安忆:

王老师对我们最大的影响,还不是写作上的,实际上是一种写作之外的鼓励,就是“教育改变命运”的志向。文学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的,不是稿费,也不是知名度,真正改变命运的是赋予我们以文学生活,让我们相信在世俗世界之外还有超越性的庄严,我们能够经由文学成为更好的人,更好的父母、学生、邻居、同事。我们也能不断克服自己,超越自己,从尖锐和痛苦中淬炼出真正有质量的生命感悟、智慧和爱。

写作工坊往往是建立在个人魅力和传统之上的小世界,比如王安忆之于复旦,阎连科之于人大,而传统意义的“作家班”和国内一哄而上把相关老专业改头换面以为“创意写作”则往往是批量生产规模经营,能不能激发个体写作者的潜能和可能,有待更充分的田野调查。

据说创意写作已经进入到数字时代,有一本书叫《数字时代的创意写作》专门讨论这个话题。他们认为:“创意写作起源于印刷文化,对其的依赖程度也远远超过其他学科。研究表明,创意写作涉及的文学体裁——如诗歌、小说、非虚构类创意文学以及某些课程中的戏剧——与数字化体裁截然不同。数字化体裁包括多模态演示、同人小说、社交媒体发布的帖文、数字化叙事、维基百科以及博客文章等。虽然所有这些体裁都包含相似的写作技巧问题,并且创意写作教师已在课堂教学中加以讨论,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

我这个专题也希望找到数字时代创意写作的案例。虽然数字化体裁早已经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版图的当然构成,但一些文学精英或者文学寡头依然心存疑问,大学创意写作于此实绩何在?这应该是未来创意写作的一个方向,上海大学在做,后起的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应该也意识到这个方向。当然在一个“写作”行为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数字时代,如何重新定义“文学”?传统意义的文学和作家如何展开?印刷文化时代的写作工坊存在的意义?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去回答。

 

【全文刊载于《花城》2019年第4期[花城关注]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