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中玉的“侧面”

来源:解放日报 | 沈扬  2019年07月11日07:05

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左)在一起,此景如今已逝,两位文化老人在三年内先后离世。

笔者当年编辑生涯中结识的前辈师长中,徐中玉先生是印象深刻的一位。这里写下几则片断,虽然只是先生的简文略言,却也发人深思,便于从另一些侧面走近这位世纪老人。谨以此文表达对新近辞世的徐老先生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1995年,《朝花》举行一次散文征文活动,主题为“今日老三届”,多名评委之中有华东师大的徐中玉教授(他曾两次担任《朝花》征文评委)。入选文稿刊登结束后,先生如期寄来评审意见,在给我的信中如此写道:“‘老三届’真会是一个‘永远的话题’。这个话题有很多复杂的、丰富的内蕴,有许多人性的‘秘密’。(读)程新国、李溪溪、刘迪诸位文章很有启发。深刻写出这中间的人性之美,似还没有过……”(1995年8月23日来信)

“永远的话题”,是此次活动中肖复兴先生应征作品的标题,肖复兴在文章中说,老三届“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尤其对于我们老三届本身”。中玉教授赞同这个说法。徐老对“老三届”现象是有带着自己历史眼光的审察和思考的,觉得其间涉及人生、人性等的意涵,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息息相关,篇幅不大的征文作品对这些问题不可能有许多深入的展示和研究,但他已从一些亲历者的经历感悟中获得启示。徐先生列举一些作者及作品,肯定其在揭示“人性秘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对此一定是有着许多自己的想法的。徐老应邀当评委绝不只是“友情参与”,而总是能够深入文稿之中,深入当事者的经历和情感感受之中,其热诚中肯的评语不但是对作者的鼓励,也为我们提出了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许多人生“道理”或曰人间真理,常常是在对于一些“话题”的探讨之中趋于明朗的。面对“话题”,徐中玉先生总是以思想者的眼光,结合自己的阅世经验,深入其内地进行观察和辨析,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热爱鲁迅,精读鲁迅先生的著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学习鲁迅,中玉先生写过多篇文章,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提倡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学习鲁迅著作。1996年6月19日,徐先生寄给我一篇文章,题为《鲁迅研究的新天地》,文稿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再次论述了今天学习鲁迅的现实意义。文中述说了这样一个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几乎每一次大规模运动,都会有人把鲁迅推到斗争前台,他的一些言论,被作为批判打击各类“敌人”的论据,仿佛鲁迅“就在斗争的现场”。中玉先生认为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是对鲁迅的“非常尊重”,实际上恰恰是对这位先贤的“非常不尊重”,说穿了“不过是想利用鲁迅的崇高声望来达到‘运动家’们整人的目的”。他在文章中重申鲁迅是人不是神,为实现某种目的而请出一个“神”来,这样的行径应当予以揭露和批评。文章进而论述了对待伟人的辩证态度。2006年在汉口路解放日报大厦举行的《朝花》创刊50周年座谈会上,当时的华东师大教授王晓玉在提及这部精品集的时候,讲到了《鲁迅研究的新天地》一文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在座的徐中玉教授则在发言中回顾了学习鲁迅著作中出现的各种情况,认为只有解决了鲁迅是人不是神这个问题,才能把鲁迅身上最本质的东西学到手,再次抨击了多少年来把“人学”变成“神学”的错误思潮。

进入高龄的徐先生没有放松对于事物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围绕一些极富时代感的“话题”,例如对于说真话的坚守和倡扬,他都能适时而毫不含糊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是2006年,在李伦新先生长篇小说《非常爱情》的研讨会上(上海作协会议室),徐老有个发言,内中讲到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他认为巴老写于晚年的这部作品,结合自己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实践,力倡说真话,反对说假话。这个问题对于现实社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这样的观点由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声望的巴金老人说出来、写出来,其影响力难以估量。所以徐老认为,要说巴金先生一生的文学业绩,最重要的成果应当是晚年所写的《随想录》。我是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当时就注意到,徐先生的这一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而后也成为巴金研究者所关注的话题。

徐先生是江阴人(现属无锡市),他对自己的故乡有贴心贴肉的了解,当然更有慧眼独具的观察和认知。先生曾多次写家乡,在一篇文章中,对在那个地域流行的一句民间俚语有一番别开生面的论析。那句俚语很不好听,即“江阴强盗无锡贼”(此言通常是被作为笑话说的,比如当年女作家冰心和林淑华在母校见面,冰心笑谓:“淑华,你知道有句熟话叫做‘江阴强盗无锡贼’,吴文藻为江阴人,陈源是无锡人,咱们俩命真苦,一个嫁了强盗,一个嫁了小偷”,说完两人哈哈大笑)。徐先生对这句民间“熟语”从理论层面作出了新解,认为这里所说的“强盗”,不妨歪词正解,理解为一种剽悍顽强的性格——喝长江水的江阴人,在经济和处世活动中表现得勇顽而特别有冲击力;至于“贼”,也并非专指偷鸡摸狗之类的行径,而是对喝太湖水的无锡人心计算术的一种夸张形容。我觉得徐先生从人群生存环境和内在精神特质的角度解析这一俚语,是有积极的认识意义的。

笔者是无锡人,对于邻邑江阴人的吃硬耐劳精神,无锡人的精明经营精神,自幼耳闻目染,有深切的体味。我在读徐老论说时有过这样的思忖:设若用如此的观点看江阴人徐宏祖(霞客)勇顽执着的游历著述精神,看无锡人顾恺之、钱锺书练达睿智又不失狡黠变通的书画文字风格,是否真有一点地域“基因”的微妙依据在里头?在记述吴文化发祥地无锡梅村(古称梅里,泰伯由中原“奔吴”后的常住地)的拙文《江南第一古镇》中,我引用了徐老的这一新解,认为研究江南文明,不宜停留在某些表面现象,而应当找出人类活动中具有内在精神依托的实质性的东西来。一句草野味浓郁的俚语,上升为“话题”,徐先生的见解为江南文明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思路。

徐中玉先生对于一些“话题”的热忱关注,对于真理的执着追求,源于他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他多次在文章中说到自幼开始逐步形成的家国意识),因而纵然遭遇过诸多风云变幻,始终锲而不舍地秉持客观务实的研究精神,决不人云亦云,做糊涂学问。他认为明白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不难,“难在坚持实践,不在放言高论”。他的治学与做人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这些都表现在他正直坦率,敢言、敢为、敢于坚持真理的人生记录中,同时也留在了人们对这位德高望重的世纪老人的口碑中。

笔者是在1991年的一次作家采风活动(诸暨大唐庵)中认识徐中玉教授的。是年他77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清健儒雅,和蔼可亲。作为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文艺理论研究》《大学语文》等刊物的掌门人,又是上海市作协的当届主席,他是个大忙人,出来一趟不容易。采风之中,只见他口问笔记很是认真,游览观光时同大伙儿说笑自如。我与徐先生是“老乡”啊(曾听他讲述在江阴、无锡读小学、中学的情形)!面对这么一位乡贤前辈,著名的文论家、学问家,我自然不会错过向他求教、约他写稿的机会,自此书稿往来,刊物和我本人得到了徐老热诚的支持和关心,真的是此生难忘。